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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7岁丧父，家境贫困，无力求学，由母亲邹氏启蒙；14岁在书店当学徒后，才有了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自学成才，故扬州民间有“无书不读是汪中”
的说法。
这与熊子真早年的经历非常相似。
汪中还是个“犀利哥”
，他生性狂放，爱骂人，且无所顾忌。
他曾说扬州城里，读书读通了的人只有三个，第一是汪中，第二是王念孙，第三是刘台拱。
当时，有一个士大夫写了一卷诗，特地跑去让汪中品评。
汪中笑嘻嘻对那人说：“君不在不通之列。”
那人大喜过望，却又故作谦虚状。
汪中大笑说：“君再读三十年书，可望通矣。”
顿时，那人脸涨得通红。
汪中虽然狂放，口头表达能力却一般。
有一次，他与后来考中康熙五十五年恩科榜眼的洪亮吉一同泛舟，高谈阔论之间，因一观点不同而发生激烈争辩。
不料，洪亮吉口才一流，铁嘴铜牙，汪中根本辩不赢，情急之下，汪中一把将洪亮吉推到水中，幸亏一旁的船夫及时下水将洪亮吉捞起，才没有闹出人命来。
说实话，对汪中这样的人，熊子真打心眼里喜欢得不得了。
所以，熊子真就像一个“骨灰级粉丝”
一样，一直都留心收集、研读汪中的著作。
只可惜，偌大一个上海，竟然找不到一本汪中的著作。
身处上海滩，熊子真深感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承受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
这次到上海，熊子真还特地去看望了老朋友张纯一。
张纯一，湖北汉阳县人，是清末秀才，1904年在武昌圣公会主办的文华学院教授国文，与何自新是同事，同熊子真相识；1907年，刘静庵等因密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而被捕，张纯一因参与营救刘静庵等人而遭到通缉，被迫逃到浙江，在温州师范学堂担任伦理教习，后来到上海参加淞沪反清起义活动，并担任上海广学会编纂，兼办《大同报》。
民国初年，张纯一也如熊子真一样，对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反思，他“痛士习民风的凋敝”
，认为“革政不如革心”
。
他乡遇故知，乃人生一大快事。
熊子真和张纯一相谈甚欢，深入地交流着彼此的思想观点。
尽管张纯一比熊子真要年长14岁，但是，他十分佩服熊子真的学识，拿出自己的存稿《策谈道书》向熊子真征求意见。
熊子真看过之后，认为张纯一的书稿，阐明基督之道，有益于世道人心，便为之作序。
在序言中，熊子真流露出看破红尘，不愿再与党人政客往来的心声。
他写道：“茫茫天地，契心几人？并此寥寥者，亦复难聚，惟有撑拳赤脚，独来独往于天地之间而已。”
离开上海回德安时，熊子真经过庐山，特地去了周敦颐曾经隐居的“濂溪书堂”
和朱熹当年教学的“白鹿书院”
旧址。
参观了两位大师的故居旧址，熊子真感触良多，特别是看过“濂溪书堂”
后，他题笔留言，写道：“数荆湖过客，濂溪而后我重来。”
其襟怀和豪气，由此可见一斑。
回到德安，熊子真正式开启了其不问政事、专心学术的学者生涯，在其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由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一位哲学大师的艰难而华丽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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