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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不误用或违反自然原则。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绝不会一味描摹自然，从而破坏了艺术的协调性。
无论是廊柱顶端的莲花石雕，还是神庙墙上的莲花彩绘，它们都不会是栩栩如生、伸手可摘的莲花，它们的呈现是建筑式的；它们已与实体足够相似，足以唤起观赏者心中的诗意，但也绝不破坏协调感。
埃及装饰艺术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构造性装饰，即装饰本身是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从外面优雅地包裹住建筑物的内在骨架；第二类是对生活场景的描绘性装饰，这种描绘往往是程式化的呈现；第三类就是单纯的装饰。
如我们所观察，这三种装饰艺术形态都带有象征意义并形成了特定的风格，这些风格在埃及文明的变迁过程中虽未一成不变但也变化甚少。
第一类构造性装饰，指的是对廊柱与墙顶部的装饰。
无论是只有几英尺高的廊柱，还是卢克索（Luxor）和卡纳克（Karnac）的40或60英尺高的廊柱，它们的外形都如巨大的纸莎草植株：廊柱的底座即纸莎草的根部，柱身为纸莎草的茎部，柱头则雕刻成完全盛开的纸莎草花，并饰有束紧的小型植物（见插图页六，第一幅）。
这些廊柱不但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纸莎草丛，而且每一根廊柱本身就包含一片纸莎草丛。
插图页四的第17号图展示了一丛不同生长阶段的纸莎草，试想我们把它们竖着用绳子捆扎起来，一根有着精美柱头的典型埃及廊柱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同样插图页四第5、6、10、11和12号图展现的廊柱图案中，原先工匠的创作意图也被准确无误地描绘了。
不妨设想，早先的古埃及人使用本地产的花草围饰神庙的木柱，这个习俗被沿用下来，随着更易保存的石料的使用，花草也就被镌刻在石砌的建筑之上了。
原本这些设计都是神圣不容改动的，但只消看一眼插图页六和六*就会发现，很难有一种一统全局的主导式样。
我们在插图中遴选的莲花和纸莎草纹，采集自15个廊柱的柱头，这些纹样的变化是何等巧妙，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从古希腊至今，所有的古典建筑廊柱柱头莫不是茛苕叶瓣包裹钟形的式样，若说有别，也只是叶片的精美程度或是钟形比例的优雅程度之别，千百年来不曾有人尝试改变。
而正因为埃及式柱头的灵活多变，才成就了它的发展：开始是一圈叶饰，但一圈外面又有4圈，8圈乃至16圈。
如果我们对科林斯柱头也做出类似改动，那么它就能够在保留茛苕叶与钟形纹饰的前提下，开发出焕然一新的样式。
埃及廊柱的环形柱身用三条凸起的棱线，对纸莎草的三角形茎干进行描绘，它把廊柱的圆周分成三个等长的圆弧；倘若廊柱采用四柱式或八柱式，那么每一根柱子的外侧都会有一条凸起的棱，这也是为了模仿纸莎草的茎干。
埃及建筑的墙顶檐口往往装饰着羽毛，这是王权的象征；装饰在檐口中央的球体与双翼，则象征着神性。
埃及装饰艺术中的第二类是神庙和墓室的壁画，它们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用约定俗成的手法描述出来。
无论是呈现祭祀的供品或日用品，还是描绘日常生活的场景，花朵或其他物件并不是写实的，而是以一种理想化的形态呈现的。
它们既是现实的记录，也是建筑的装饰，甚至解释场景的象形文字也对称排布，增加了装饰效果。
在插图页四的第4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法老手持3株纸莎草、3枝盛开的莲花以及2枝莲花花苞献给神祇。
作品的排布对称而优雅，我们可以发现莲花和纸莎草的呈现有它的规律所在，在埃及人描绘植物时大抵本能地遵循着这个规律：叶片从茎干处优美地伸出，叶片与上面的脉络皆呈散射状。
在描绘单朵花时是如此，描绘一丛花也是一样。
不仅是第4幅，该页第13、16和18幅中所描绘的沙漠植物也遵循同样的规律。
羽毛装饰（见插图页五的第11和12幅图）和棕榈叶装饰（见插图页五的第4和5幅图）亦是如此，插图页中的棕榈树叶是埃及装饰中最常见的棕榈树纹样之一。
埃及装饰艺术中的第三类是纯装饰艺术，它有自己的规律与操作法则，这一点对观赏者来说不那么容易发现。
插图页八、九、十和十一展示了纯装饰的案例，它们皆取自墓室、衣物、器皿和石棺。
这些装饰图案共同的特征是对称雅致，布局完美。
它们类型简单造型却变化多端，确实不同凡响，令人拍案叫绝。
插图页九中展示的是室内天顶的纹样，它们似乎是对织物纹样的复制。
所有民族的装饰艺术的最初尝试，都是从触手可及的事物中汲取灵感。
早先人们编织秸秆或树皮，制成蔽体的衣物，铺地的睡席，还用来遮盖陋室的墙壁。
一开始人们使用的是天然颜色的秸秆和树皮，后来学会了人工上色，于是最初的装饰以及几何布局的思维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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