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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信仰程朱理学的人渐渐多了，然而戴震的新理学还是没有传人。
戴震死后六年（1783），他的同乡学者凌廷堪（字次仲，歙县人，1755～1809）到北京。
凌廷堪也是一个奇士；他生于贫家，学商业，到二十多岁才读书做学问。
1781年，他在扬州已知道他的同乡江永、戴震的学术了；他到了北京，方才从翁方纲处得着《戴氏遗书》；过了几年，他又从戴震的学友程瑶田处得知戴氏作学问的始末。
从此以后，他就是戴学的信徒了。
他曾作一篇《戴东原先生事略状》，叙述戴氏的学问，最有条理；戴震的许多传状之中，除了洪榜做的《行状》，便要算这一篇最有精采了。
他说：
自宋以来，儒者多剽窃释氏之言之精者，以说吾圣人之遗经。
其所谓学，不求之于经，而但求之于理；不求之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之于心。
好古之士虽欲矫其非，然仅取汉人传注之一名一物而辗转考证之，则又烦细而不能至于道。
于是乎有汉儒经学，宋儒经学之分：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
先生（戴震）则谓义理不可舍经而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
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故训。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
……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以上一段是删节戴震的《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故其为学，先求之于古六书九数，继乃求之于典章制度；以古人之义，释古人之书，不以己见参之，不以后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辞，始求其心，然后古圣贤之心不为异学曲说所汩乱。
盖孟荀以还所未有也。
（《事略状》）
他这样称颂戴震，又自称“自附于私淑之末”
，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戴学的信徒。
他在《戴东原先生事略状》的末段又说：
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
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
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
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
如义理之学，是也。
故于先生（戴震）之实学，诠列如右。
而义理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
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
看这一段，可知凌廷堪也不很能赏识戴震的哲学。
但他在这里虽然这样说，他却也不肯轻视戴学的哲学方面；他承认这是戴氏晚年极精的造诣。
凌廷堪一生的大著作是他的《礼经释例》，创始于1787，成于1808，即他病死的前一年。
他专治《仪礼》，用二十二年的工夫来做成这部最有条理的书。
这是他的“实学”
；同时他的实学也就不能不影响他的“义理”
之学，——他的哲学。
他的哲学是从戴学出来的，受了戴震论性和理欲的影响，而终归到他最专治的礼，所以成为他的《复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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