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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时，占卜者会将卜具掷向天空，待卜具落地，再通过观察一对卜具的俯仰和方向占卜吉凶。
由于杯珓卜延续至今，故其部分卜法尚未失传。
在了解了河图、洛书以及“河出图，洛出书”
的实质后，关于这段历史或传说，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尚未解开，这就是河图、洛书的意义是什么，前人占卜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古往今来，华夏民族都如此看重河图、洛书，看重这些来自于洪荒时代的占卜术，我们缘何要把它们视为华夏文明的智慧之源。
延伸阅读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玉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也是东亚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类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种史学观点认为华夏文明重要的远古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其氏族集团分别对应了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进一步推高了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
而除了为世人熟知的玉猪龙和玉文化外，在占卜术和占卜文化方面，红山文化的贡献同样卓尔不群。
已知的考古发现表明，椎骨类杯珓卜具和蚌壳类杯珓卜具最早都可追溯至红山文化。
与蚌壳类杯珓卜具一样，椎骨类杯珓卜具也是两个为一组，占卜时抛投，然后根据卜具落地的阴阳向背和朝向来占卜吉凶。
这组红山文化椎骨类杯珓卜具数量多、保存完好，而且尤其特别的是，其中大多数均带铜沁。
铜器埋入地下会形成氧化，形成铜锈，而铜沁则是骨、角、牙等天然动物材质文物在靠近铜器时，长期埋入地下后因铜锈侵入其内部而在表面形成的铜绿沁色。
在红山文化的考古中，考古人员发现过不少冶铜用坩埚残片，这表明，红山文化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青铜冶炼技术。
但是，在红山文化遗址内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极端稀少，仅有少量残件。
可见，由于铸造工艺和铜原材料等因素的限制，当时的铜器格外珍贵，而这组布满铜沁的椎骨类杯珓卜具恰恰说明了卜具和占卜术、占卜文化在红山文化氏族中的崇高地位。
《礼记·祭义》载：“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
在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中，农神、农事崇拜与祖先崇拜长期共存。
而在洪荒时代，由于对食物的迫切需求和对自然农耕的匮乏认知，以自然现象、自然事物和农具作物或农耕英雄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农事崇拜非常活跃。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陶钵上刻有鲜明的稻穗纹饰，这就是以农作物为表现的稻作文化的农事崇拜。
如果剥离农事崇拜的神秘主义外衣，农事崇拜在可考、可见的历史当中，除去信仰和仪式，同样还蕴含、传承着很多富有价值的、理性的经验积累。
事实上，很多原始、朴素的农事崇拜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甚至成为被当代社会认同的文化遗产，其传承的动力也恰恰源于这些农业经验，即农事崇拜依附于农业经验。
由于主体农耕区地处大陆东岸的温带、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冬夏温度、降水量均有较大差距，因此中国农耕自古就格外重视农业的季节性，在民间更有所谓“农者，时也”
的说法。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农耕中国的农业经验，恐怕再没有比“农时”
更贴切的词语了。
而实际上，“农时”
不仅仅是中国农耕农业经验的内涵，同时也确实就是它的外延。
仅从文献记载来看，上古时代中国农耕的农时观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第一，黄帝时期。
据《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
古人相信，天文历法产生于黄帝时代。
是时，部落联盟中分化出了一些专职人员，专门从事“占日”
“占月”
“占星气”
和“造历”
的工作。
这表明人们已学会通过观察、总结宇宙天体的周期性变化来定义“时间”
的概念，并总结农作物自然的生长特征，把它们与天体运动的变化节点一一对应，从而通过观察天体的运动，预见性地向氏族成员报告农时，进而指导农耕生产。
第二，尧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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