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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批评手段的诗歌式说明
在收录于《文选》卷八开篇的《上林赋》中，司马相如描述了统治者校猎的场面，这既是对诸侯奢靡生活的批评，同时也是对所有铺张浪费行为的指责。
在对校猎场面和猎苑进行描写之前，先是有一段“亡是公”
对“子虚”
“乌有”
二侯说的话，文章末尾则是对这段话的呼应，而这段带有教育意味的话成了围绕狩猎场面描写的一个外框。
赋的结尾具有教育意义，而关于过度铺张的批评则形成了对该结尾的过渡：
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
[66]
在最末尾，两位被教育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廗，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67]
这篇赋结尾处的批评与教育内容让我们想起了战国时期的论辩技巧，同时，该赋也能让我们看到《楚辞》传统下的诗人游仙，例如描写统治者的车驾从空中飞过，车边围绕着神仙：
然后扬节而上浮，凌惊风，历骇猋，乘虚无，与神俱。
躏玄鹤，乱昆鸡……[68]
在这些全景式的描述中，统治者一行人处在不断上升的状态中，文章提到的宫殿、花园、园林、房间等构成了一个宇宙，在这个小宇宙中，英雄式的主人公出现了，这就是那位统治者。
所以这种表面上的地点描写，实际只是在利用具有象征意义的背景刻画人物。
在之后几百年的辞赋作品中，即便没有出现天子这一形象，也会有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取而代之，在个别情况下还会是诗人自己。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提到。
汉代早期最著名的辞赋家是上文提到过的司马相如，他的《子虚赋》《大人赋》与其他一些作品一起被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这些作品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讽刺作品。
[69]关于司马相如的出身，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在大约25岁时来到京城长安，直到在梁孝王刘武（前168—前144在位为梁王）府上为宾客的时候，他的文学才华才显现出来，当时梁孝王的宾客中还有枚乘、邹阳等重要的文学家。
司马相如在那里创作了《子虚赋》，在这篇赋中，他描述了楚国广大的猎苑。
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于公元前144年回到了故乡蜀郡，即今四川成都地区，在这里，他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很快找到了新的资助者。
公元前142年，他与冶铁富商之女卓文君私奔，后又与卓文君经营酒肆为生。
过了不久，他的岳父就承认了这段婚姻。
公元前137年，司马相如应天子之邀来到京城，在这里，他不但成了御用文人，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发挥了作用。
司马相如在这一阶段创作的不少作品都是用来歌颂天子的善意，或是用来说明纠纷中各方的不同立场，并试图寻找解决办法的。
还有一些作品是写给天子本人的，这些带有批评或劝谏意味的作品在司马相如的晚年尤其多见。
他跟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既是有独立见解的批评者，又是忠诚的臣子；既**不羁，又是卫道者。
除司马相如之外的另一个著名的汉代辞赋家是扬雄，此人由于曾在王莽的“新朝”
（9—23）为官而颇受争议。
与司马相如一样，他也来自成都地区，[70]这一点或许更加促使扬雄从很早时候就开始模仿司马相如；此外，对文学创作的追求并没有妨碍扬雄入仕，这点也和司马相如一样，虽然扬雄并没有在为官方面表现出很大的野心。
扬雄本人严格遵奉正统儒学，根据这种理念，像屈原那样的遁世与空想也是要受到谴责的。
扬雄很多重要的辞赋作品都是为皇帝所作，在作于前11年前后的《甘泉赋》[71]的前言中，他提到了作此赋的动机是记录汉成帝郊祀甘泉泰畤的过程，这是为前32年至前6年在位、也许有龙阳之癖的成帝而举行的祭祀天地的仪式，目的是求子嗣。
在作为随从，出行归来之后，扬雄写下了这篇赋，作为对天子的劝谏。
但他的批评非常隐晦，我们虽然能从文章中体味得出，但又不是非常明确。
[72]
中国的诗歌语言经常很简短，并且有意识地表达得非常委婉，这也是令人感到解释起来十分困难的原因之一，而赋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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