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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代表了20世纪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两个人最终都无法离开让自己感到不幸福的地方。
[291]20世纪60年代末，新一代的作家登上文坛，其中很多人在台湾出生，并且不属于1949年才到这里的流亡者家庭。
其中特别出名的包括黄春明（1935年生）[292]、陈若曦（1938年生）[293]、陈映真（1937—2016）、林怀民（1947年生）、王文兴（1939年生）、王祯和（1940—1990）[294]、张系国（1944年生）[295]、杨青矗（1940年生）[296]、七等生（1939—2020）[297]、欧阳子（1939年生）和水晶（1935年生）。
他们中的一些人深受台湾乡土文学的影响，虽然不断有来自政府方面的禁令，但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文学潮流在台湾的小说创作中仍占据了主导地位。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自由化，甚至有一些政治讽刺作品得以出版，例如黄凡的小说《赖索》、张系国的小说《黄河之水》（1979年）。
新的乡土理论家不再接受将农村等同于中国文化、城市等同于西方（这几乎与同时期大陆的倾向一致）的刻板做法，包括尉天骢（1935—2019）在内的乡土理论家秉持了一种精英立场。
而这种类似于“农民思想”
的态度也与“文革”
后的大陆一样，又遭到了“知识分子”
们的抨击。
[300]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乡土理论家都有这样的观点，他们之后形成了两个阵营：市民派中除尉天骢外，还有陈映真[301]；农民派的重要代表则是王拓。
台湾文坛这种自我意识的不断变化也体现在1970年前后关于诗歌的讨论中。
这次讨论主要是对现代诗，以及一些现代诗人充满个性、特立独行的做法进行批评，这些诗人几乎比小说作家提前10年接受了西方的现代主义。
这次讨论最后以对叶维廉主编的《中国现代诗歌》（Moderry）[302]的评论结束。
在台湾的叙事文学还没有体现出现代性的时候，诗歌领域就已经出现了新的发展，这与纪弦（1913—2013）这个名字以及他主编的杂志《现代诗》（1953年至1963年刊行）密不可分。
纪弦成立了一个诗社，该诗社摒弃传统，学习西方，尝试以波德莱尔等人为范例推进现代诗的发展，当时的主题词是“移植”
而非“继承”
。
[303]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纪弦自己就已经离开了这个诗社。
正是在这股潮流和类似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很快出现了新的诗人团体和杂志，例如《蓝星》，特别重要的还有《创世纪》（1954年至1970年刊行）。
《创世纪》的影响力最大，它不但特别关注现代欧洲的诗人，甚至还会为某些作家发行特刊。
就这样，一些诗人开始形成自己的具有现代性的风格，已经不同于较早时期以模仿西方作家为主、诗作有时读起来像译文的李金发和戴望舒。
这些新诗人包括余光中（1928—2017）、痖弦（1932年生）、洛夫（1928—2018）、周梦蝶（1921—2014）、郑愁予（1933年生）等。
这些诗人始终很清楚自己必须在接受、吸收西方诗歌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第一年结束的一篇介绍办刊计划的文章中，王文兴以主编的名义，对台湾本土的艺术表达了不满，并表示创办杂志的目的是在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关注欧美现代文学的发展。
所以，这份杂志能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新小说作家发声之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面包括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以及“文革”
期间留在中国大陆的陈若曦。
这些作家早期的小说清晰地体现出了他们所模仿的对象，记录了文坛尝试新小说形式的试验。
但是之后，他们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除台湾外，香港和新加坡也体现出自己的文学发展脉络。
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政治条件，这些地方的文学与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有着明显的差异。
例如在香港，居民特殊的民族背景就对文学产生了影响，这个地方的居民除了广东人，还有来自中国东南部的少数民族，他们都保留着各自的文学传统。
[305]
尽管有大量新的潮流以及对其他文学的吸收，但是中国文学直到20世纪末依然在很多方面保持着过去几百年间的传统。
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所使用的意象和题材上，也体现在作家与社会及国家的关系中。
限制的存在同时也激发了对限制的消解和克服，从中恰恰能够看出中国人思想世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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