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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19世纪晚期日渐政治化的社团里，文学也仍旧是决定性的因素，比如1892年由杨衢云组织的辅仁文社。
辅仁文社成立最初的目标是创办报纸和学校，不久却发展成为某种革命组织，并于1895年卷入发生在香港的起义活动。
当时，孙中山（1866—1925）也参与其中。
在大部分文人的聚会上，饮酒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在唐代的上层社会里，已经有悠久传统的聚会畅饮成了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
饮酒常常会伴着复杂的规则，即所谓的酒令，这种酒令自汉代起就不断被重新表述。
[104]关于这样的社交集会，除许多在这种场合或活动结束后写的诗中有记述外，《太平广记》里辑录的有些文章以及宋代笔记中也有描述。
其中，有种酒筵常常是在凌晨举行，席间进行猜谜、掷骰子和抽签的游戏。
但贵族的饮酒聚会最终还是属于中古早期的现象。
自宋代起，遵守饮酒的程序和规矩虽仍旧重要，但饮酒主要变为象征性的，文人出格之举的倾向被抑制，取而代之的是对清醒的推重。
知名的文人，如白居易和元稹，常把朋友召集在身旁，与他们探讨文学话题，举行诗歌比赛，批评彼此的诗作。
在11世纪的洛阳，耆英会的成员包括司马光、富弼（1004—1083）和文彦博（1006—1097）这样的学者。
南宋的时候，诗社不只在城市以及城市周边地区固定举行，而且也会在较偏远的，特别是风景优美的地方举办。
有些重要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举办这样的聚会修建了专门的场所，而这种场所也成了绘画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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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社团性质的改变可能最清楚地表现在自宋朝起流行的诗话体裁里。
在过去，“自然”
主题总是存在着的，不只被用来当作诗话的评价标准以及获取诗人身份的途径，它还能带来的快乐，这主要是因为“自然”
常与文人身处的现实相反。
对诗人兼书法家王羲之周围的诗人群体的记忆始终保持着鲜活，准确地说，是对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在兰亭的聚会的记忆，酒杯由回环的溪水送至参会者面前。
这场聚会不断被后世文人效仿。
程颐在《禊饮诗序》里有这样的记述：“颍川陈公廙始治洛居，则引流回环，为泛觞之所。
元丰乙末，首修褉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学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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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艺术在杭州文雅的环境里得到了发展。
杭州旧称武林，在中国北方被女真人占领以后，成为南宋的行在。
懂艺术的文人和富有的商人是这座城市的主角。
各类表演者，如唱歌的、跳舞的、杂耍的，均有相应的观众。
这些观众乐意接受这些表演，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相当的财力。
当时杭州的娱乐场所被称为瓦子，在《都城纪胜》《梦粱录》这类就体裁而言当归为地理书籍、广义上讲也应算作笔记的作品中均有记述，这两本书的作者都不知名。
此外，《西湖老人繁盛录》和由周密所著的《武林旧事》也是同类作品。
杭州的生活并非纯粹的欢乐，很多的文人，特别是那些从北方来的文人，他们感觉南方的生活像是流亡。
在他们看来，如今被女真人所占的中原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
但也有不少文人感觉生活在杭州西湖畔及周围的山谷中，就好比是生活在仙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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