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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百年间出土的一些实物例证让我们得以窥见汉代书信的样子，例如1904年在敦煌附近发现的一封书简，这封信是一个弟弟写给自己哥嫂的。
在信中，这个弟弟讲到了自己在边塞的生活，并感谢哥嫂照顾父母和祖母。
1908年，奥利尔·斯坦因爵士在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发现了两封汉代的帛书，[31]写信人姓郑，信是写给敦煌边塞一位高官的。
其中比较长的一封大小为15厘米×6.5厘米，信的内容除推荐一位调任敦煌的同行外，还抱怨了不尽如人意的环境以及书信往来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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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延出土的书信比敦煌数量多，信被写在木条的正反面上。
[33]虽然到汉代的时候，竹简、木简和绢帛开始逐渐被比较便宜的纸张所取代，但只要能够负担得起，直到唐代，人们还是喜欢在绢帛上写信。
宋代的时候，一些人又开始用木简代替纸张写信，这或许是因为某种奇特的习惯，或许纯粹是出于对古风的喜爱。
我们能够看到的绝大多数书信并不是原物，而是以文章的形式被收录在了写信人的作品集中，如此保存下来的几千封书信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些比较私密的生活。
当然，这样保存下来的也只是人们愿意展示给更多人的那些书信，特别私密的书信往来，例如情书，我们很少能看到，关于友谊或者其他一些话题的书信却有很多。
这些私人信件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写信人的情感生活，也记录下了当时文人之间的关系。
朋友之间的信件中，举荐信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有几封非常著名的信件被后世奉为典范，其中就包括以书信见长的孔融（153—208）所写的《与曹公论盛孝章书》。
[34]在信中，孔融向曹操推荐名士盛宪（盛孝章字宪），由于盛宪性格刚直不阿，他面临被孙策诛杀的危险，孔融希望能把他举荐给曹操，从而想救下他的性命。
这封信起到了作用，曹操最终给了盛宪一个官职。
据称，后世有人读完此信后不禁泪流满面，这些人中就包括苏轼。
还有些朋友之间的往来书信能体现出人们对人生核心问题看法的变化，例如公元3世纪，诗人、哲学家嵇康（224—263）因自己的朋友山涛（205—283）举荐自己做官而写的那封著名的绝交信。
汉代及之后几百年间的书信成了人们不断模仿的典范，由此形成的书信风格——包括信的结构和某些套话的使用——对后世整体书信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早在公元4世纪至5世纪，前代书信的影响力就已经大到会有人使用“拟×××××书”
的写法，谢灵运（385—433）和江淹尤其喜爱这种仿写。
在进行仿写之时，写信人的书法水平至关重要，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因素。
在书信成为彼此交流方式的过程中，行书得到了发展，这种字体能够使写字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人的风格，继而成为后世模仿者辨别其流派的依据。
从汉代开始，书法就被认为是书写者个性最真实的体现，人们认为通过模仿某个杰出人物的书法风格，自己也能因而具有同样的品格。
但这种仿写并没能使更多的手书作品流传下来。
随着纸张的普及以及文人间交往形式的愈加精致，书法不仅成为写信时的一个关键因素，甚至也成为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
据说著名的大书法家陈遵（生卒年不详）所写的书信就极为出名，被人视为珍贵的艺术品而收藏。
人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即回信不再直接被附在来信之上，而是另单写下。
关于后世书法家王羲之的一个小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据说王羲之曾经因为将军谢安（320—385）将回信直接写在自己给他的信笺上，而感到非常不快。
流传到今天的书信虽以男性之间的居多，但也不乏男性与女性间的通信，例如窦融（前16—62）的夫人写给他的信。
[35]这封与窦融决绝的信以四字为一句，用的是东汉散文的常见形式。
这种风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中散文与诗歌风格的接近。
这里还要提一下传世书信中不多的几封情书，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司马相如（前179—前118）与卓文君之间的往来书信，[36]但据推测，这些信系后世伪作。
在信中，卓文君告诉想纳妾的丈夫自己即将离开他，司马相如则在回信中保证自己只愿以卓文君为妻。
而汉人秦嘉与他留在家乡的妻子徐淑间的通信应是原作，[37]这些信被认为是这对夫妇德行高尚的证明。
由于中国文人对分类的强烈需求，书信从很早开始就被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其中包括用于告诫的信、描述或叙述类的信、举荐信、申诉信等。
对私人书信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具体行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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