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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期，这个时代的重要散文作品中有几篇就属于这一类型。
[22]公务或政务信函也同样常见，这些相同级别者之间往来的书信主要是与军务相关的催促信函。
由严可均主编、收录唐代之前散文作品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包含了大量这样的书信，[23]而从敦煌和居延（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地区）的抄本中发现的政务信件，能让我们看到汉代频繁的政务往来。
[24]
秦统一中国之后，政务与私人领域相分离。
因此，在政务信函之外又形成了私人的书信往来，其中又包括与政治相关的个人信件以及纯私人的信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纯私人的信件数量不断增加。
朱浮（约前6—66）用来表示谴责的《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封信的起因是幽州牧朱浮与彭宠两人此前长时间的不和。
这封信被收录在《文选》第四十一卷中。
[25]
朱浮在信中言辞激烈地指责彭宠对光武帝不知感激，还意图谋反，他讽刺彭宠的妄自尊大，将他的行为比喻为用一捧土就想塞住孟津河（“捧土以塞孟津”
）。
在信的最后，写信人警告收信人考虑一下自己的老母亲以及年幼的弟弟，放弃起兵的计划。
有些评论家认为这封信另有深意，朱浮恰恰是想借这封信刺激彭宠，让他起兵攻打光武帝。
李兆洛（1769—1841）就曾评论朱浮的这封书信“幸灾之言，辞锋甚锐”
。
[26]
汉代最著名的或许也是文学史上最著名一封信，应该是公元前93年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给自己老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拒绝了朋友让自己推荐人才的请求，他提到了自己遭受宫刑之后的处境，哀叹自己的命运，并解释了自己为什么遭受这种屈辱的刑罚和长期的监禁，却没有自杀的原因[27]：“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
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
这个原因就在于司马迁想著史流传后世，且他指出，在他之前的那些富有声望的人就是这样做的。
与司马迁这封为自己辩解的书信类似的还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28]，在信中，遭到朋友指责的杨恽为自己辩护，并说自己作为一个没有官职的书生，却还要插手官府之事，是一种很不聪明的做法。
另外一个汉代书信的著名例子，是阮瑀（卒于212年）以汉末大军阀、诗人曹操（155—220）的名义写给江东统治者孙权（182—252）的一封信，该信的目的是想说服孙权弃刘归曹。
孙权的兄长孙策与曹操是姻亲，但在曹操死后，孙权因另外一场婚姻而与刘备（161—223）关系密切，阮瑀希望通过这封信来扭转形势，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
亦犹姻媾之义，恩情已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
孤怀此心，君岂同哉？每览古今所由改趣，因缘侵辱，或起瑕亹，心忿意危，用成大变。
[29]
信的作者先是说到了曾经的友谊以及因联姻而加强的关系，随后，他列举了一些前代的例子，其中就包括上文中提到过的朱浮与彭宠反目的故事，并以此说明自己和解的意愿。
接着，他解释了曹操在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时军事上的劣势，并说建立水军并非有意入侵，只是为了控制巢湖地区以及长江下游的局势。
这封信不仅美化了曹操在赤壁之战的失败，同时还希望劝说孙权与曹操结盟，以此为打败曹操最大的对手刘备奠定基础。
这种劝说某人做特定之事或不要做该事的论证方式，让我们想到了《战国策》里的那些建议。
这封信的语言得到了张溥（1602—1641）以及《骈字类编》作者张廷玉（1672—1755）等学者的赞赏，阮瑀的书信作品尤以流畅的列举以及大量使用历史典故见长，这封《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他书信作品中存世不多的几篇之一。
私人书信
随着汉代文学教育的普及，书信逐渐成为文人阶层相互沟通的手段，他们用书信表达个人的情感，或是描述自己的孤独或与家人的别离，或是对某些人发出提醒、警告，或是向朋友提出请求，或是记录一些日常琐事。
此外，势力强大之人“养士”
的风气兴起，门客需要精心维护这样的关系，就得经常用书信这种形式来让人记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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