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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文集中，挚虞还收录了用于预言的“图谶”
，这说明他对文学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几乎所有书面记录下来的文本都被他归入文学之列，大约200年后的刘勰也持同样观点。
挚虞的这部文集或许并不是此类书籍中最早的一部，但根据后来断代史中关于文学部分的描述我们能够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作品集就开始大量出现了。
[79]除包含不同体裁的作品集之外，也有只收录一种体裁的文集，例如只收录“赋”
的文集。
这些早期的文集虽早已流失，但在公元6世纪初《文选》成书的时候，它们还是存在的。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只能推测《文选》中有多少是萧统直接采用的，有多少是与原作不一样的。
公元5世纪、6世纪之交，在当时身处都城建康以及外地的统治者萧氏家族的部分成员的资助下，一些文学圈形成了。
这些文学家不仅一起作诗，还一起品评文学作品，进行学术探讨。
这种通过富有贵族的物质资助及其在精神方面的引领而促进文学发展的形式并非第一次出现，汉末的曹氏家族就曾经聚集起这样的文学圈，即“建安文人”
。
“竹林七贤”
也是这样的作家群体。
萧统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加上他对书籍的了解，他制订了按照不同体裁编辑一部大的文集的计划。
这个工作他不可能独立完成，据日本僧人空海（774—835）《文镜秘府论》中的记载，除了萧统，他的好友刘孝绰也参与了编写。
[80]《文选》成书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不过很多资料表明，这部诗文集应该是在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完成搜集整理，并在公元526年之后编辑完成的。
[81]
公元5世纪中叶应该是在保存和重新整理前人作品方面所做的整体工作都比较多的一个时期。
相应的收集整理不仅限于文学领域，佛教徒和道教徒也在收集、分类并整理他们的作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不仅仅在于确定和维护正统。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通常被认为是道教经典确立者的陶弘景（456—536），以及出生在都城的律学大师、传记作家僧祐（445—518）。
他们与萧统一样，也开创了文本收集的传统，并且在这一领域制定了标准，其影响延续了之后的几个世纪。
《文选》一方面以一些体裁分类方面的文章为基础，例如曹丕的《论文》、陆机的《文赋》，还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时也延续了编年史的做法。
我们很难判断刘勰的著作对萧统编订《文选》是否产生过重大影响，不过萧统和刘勰显然都对萧纲非常喜欢的后来被称为“宫体”
的那种烦琐、有时甚至很轻浮的风格有些反感。
这一点，从萧统对《闲情赋》的批评就能看得出来，虽然他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
亦师亦友的徐勉对萧统的影响，加上萧统本人对佛教的笃信，这些可能都是造成他反对感性作品的原因。
《文选》使得“文”
（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由此产生的文学内部的区分方式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中成为划分的标准。
[82]这部书很早就有了注解，特别是在唐代时，该书不但有详细的注本，它还被当作提供指导的文学手册，这些都足以证明这部著作的地位。
此外，还有一件事能够证明《文选》的重要地位。
《隋书·经籍志》中列举了自公元300年起的419部文学文集，其中312部已佚失，而剩下的文集除了少量的残篇，只有《文选》流传到今天。
《文选》收录的761篇作品被分成38个不同的类别，除了一些古代的诗歌没有注明作者，有名字的作者共有130人。
《文选》被后代的诗人当作寻找词语表达的宝库，这部书的影响力甚至跨越了中国的国境，成为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文学创作和文学选集模仿的范例。
《文选》中用来区分标记不同体裁的概念中并没有出现不同于前代的新概念，但与《文心雕龙》对文学泛化的理解相比，《文选》对作品的选择值得我们关注，它表明编订者更侧重于形式上有严格规则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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