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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本身以及该学说在教育特别是官吏选拔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亦显示出一定的兼容性，但曾经的独立性及其与别派学说的不同之处却从未完全被人遗忘，因而总是不断地有各种革新运动出现，且大多都是以恢复“本教”
为目标。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唐代的韩愈（768—824）会认为从孟子之后儒学的传统就中断了，虽然儒学始终是存在的，但他提出要复兴儒学。
此类对儒学的革新运动直到公元19世纪、20世纪依然存在。
尽管“公羊”
派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穀梁”
派的地位很快就恢复了。
公元前53年，一场关于这两种学派的论战爆发了，论战的双方各有五人为代表，辩论的题目超过30个，且以“穀梁”
派暂居上风而结束。
此后，经学解释中的不同意见依然存在，并于公元前51年催生了石渠阁论辩，参加这场论战的既有通晓《诗经》《论语》和仪礼典籍方面的专家，也有通晓《尚书》《易经》和各种解释《春秋》的人。
除这些经学的注释与解释学派外，从汉代初年开始，大量带有预言性质或是留下了很大阐释空间的非主流诠释之作出现了，但由于禁毁行动的不断出现，尤其是在公元5世纪后，这些被称为谶纬之作的典籍只保存下了一些断篇残章。
[49]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非主流人文思想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如今能接触到的文学传统只不过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几个视角而已，并不能代表全部。
在中国文学形成自己特点的过程中，思想的传承形式，特别是儒家正统派和保守官吏压制思想多样性的行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石渠阁论辩之后，太学博士的数量增加到了12人，汉孝平帝（1—5在位）时期又增加了古文经学派的代表，博士人数增加到30人，并由此奠定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贯穿整个东汉的对立局面。
公元19世纪时，人们再次想起了已让位于古文经学派的今文经学派，因为这两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并不在文字，而是对治国之道的不同看法，于是今古之争再起。
在所有的意见分歧中，关于什么才是经典与标准的裁决总是要在宫廷的主管机关或当着统治者本人面做出的。
这些论辩留下了大量的书面记录，同时影响了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讨论。
这些争取认可的努力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人文思想及其相关文本的毁灭，而动机既有对异己的迫害，也有对内部的清理。
另外一场关于五经异同的争论被记录在了《白虎通义》中。
公元79年，这场论战发生在洛阳皇宫的白虎观里，参与论战的双方依然是今、古两派的代表。
[50]在这些讨论以及郑玄注疏的影响下，一批极为重要的、在今天仍被我们视为经典的著作产生了，例如西汉时期汇编而成的《仪礼》和《礼记》，以及应该是在王莽（9—23在位）篡位期间才编纂完成的《周礼》，[51]人们还对早期文本和文本集进行了基本的整理工作。
这些不同团体和派别之间的论战并不只是围绕着文本以及对文本的诠释展开的，这些论战常常隐含着对治国策略以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不同见解，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了发生于公元前81年的一场讨论中，史称“盐铁会议”
（这次讨论因桓宽根据会议记录编写的《盐铁论》而得名）。
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中一方拥戴法家的治国思想，一方则秉持儒家的治国思想。
[52]在中国，围绕着诸如世界观或宗教这些政治领域的根本性问题而产生的思想分歧催生了大量的著作，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lfredForke）将这类作者称为“持怀疑论的理性主义者”
，因为这些人反对的是非理性思潮。
相较于后世保守僵化的思想体系，东汉时期的学者在思想上呈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开放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充（27—约97）的《论衡》[53]以及当时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看出，但这些著作后来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世纪末，它们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其中一些著作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
这些著作中包括桓谭（约前20—56）的《新论》，[54]扬雄（前53—18）的著作，[55]班固关于汉朝历史的著作（《汉书》），王符（约85—162）的《潜夫论》，崔寔（约卒于170年）的《政论》[56]，以及同时也被人视为史学家的荀悦（148—209）的作品《申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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