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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也是因为这件事，汉武帝在公元前136年就设立了五经博士，此举甚至早于窦太后病死的公元前135年以及太学创建的时间。
这些博士代表的是当时研究今文经书的学派，他们后来也被称为今文经学派，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学术流派。
虽然在汉武帝统治期间，这一学派得到了官方认可，但各学派之间的争执并没有因此停止。
儒学稳固国家正统地位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公元前124年太学的建立，由太常或郡国县道邑选送有才能的人到那里学习。
由此，将文人培养成为官员的传统开始了。
但汉武帝本人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儒家学说上，他同时也会吸收别家学说的观点。
公元前110年，由于应召而来的50余名儒生都不能确定封禅的礼仪，武帝遣散了他们，并临时决定由自己来定立封禅礼仪。
由此可见，虽然儒家的势力在武帝统治期间增强了，但并不能就此认为儒家已经获得了胜利。
汉武帝统治期间，汉王朝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同时也是文学史及思想史繁荣期。
我们需要把用淮南王刘安来命名的反儒家著作《淮南子》[43]、董仲舒的天人哲学以及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放在这种背景下去理解。
汉宣帝（前74—前49在位）本人接受了正统的教育，石渠阁论辩就是发生在他统治期间的。
宣帝本人支持儒家学说，但他蔑视儒生，认为儒学不适合政治实践，所以他遵从的是法家的做法。
直到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前49—前33在位）统治时期，儒家学说才成为皇子们受教育的唯一基础，因而，儒学作为官方学说的胜利是跟这位皇帝联系在一起的。
儒生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宣扬的是一个好政府所需的道德准则，同时他们还保护和维持着本民族的经典文学传统，这个传统恰恰是任何一个依赖文人所受教育而进行管理的行政机构都不会放弃的。
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国家将儒学教育作为选拔官吏时的衡量尺度，儒生因而成了为整个帝国塑造思想体系的人。
东汉灭亡之后，儒学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并没有11世纪那些自命为儒学革新者的人想象中的那么低。
经文博士
早在任命“五经博士”
和设立太学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专门负责掌管《尚书》《易经》等各种典籍的专家了，这些经典虽然都以当时通行的今文版本为基础，但衍生出了各自不同的传承体系，且各体系之间时有激烈的争执。
这些争执一开始只是地区性的学派分歧，各家各派都想证明自己所讲的经更好、更正宗。
在推荐哪个学派的学者进入太学这件事上，各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激化，最终形成了汉代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论辩，另一次是公元79年的白虎观论辩。
早在汉文帝时期，朝廷就已经开始任命专人掌管各大经书，其中不仅包括《尚书》《诗经》《春秋》，还有儒家的其他经典，例如《论语》，还有《孝经》《孟子》《尔雅》等。
汉武帝后来取消了为后几种经而设的官职，并在“《尚书》博士”
“《诗经》博士”
“《春秋》博士”
之外，另为《易经》和《礼记》设立博士，由此确立了这五经的地位，五经从此成为唯一的官学体系。
汉代博士的人数及其负责的范围曾改变过很多次，但整体框架从汉武帝之后就基本确立了。
这种将某些著作确定为特别重要经典作品的做法可以回溯至战国时期，但从国家层面确立某些作品为经典，并指定负责这些经典的学者专家，这一做法是从汉武帝时才开始的。
但这种做法不但没能解决各派之间的纷争，反而使其加剧了。
在汉代，除了“五经”
这种说法，也有人将《论语》《孝经》与其合称为“七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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