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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显然未写明姓名,则蒋孝畹是否就是蒋资生呢?
我的答复是肯定的。
湖南人名为资生,自是生于资水,而非四川的资中、资阳。
资水有南北两源,南源叫夫夷水,又称罗江,也就是汨罗江,流经湘阴东北,其地有村名汨罗村,即屈原自沉之处。
《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则以湘阴人名资生字孝畹,完全合乎中国传统命名的原则。
当然,高拜石知道有蒋孝畹其人,是必有来历的。
我的假设是,当年跟张大千谈敦煌石室发现经过的人,可能把上声“养”
韵的蒋,误为平声“阳”
韵的杨。
如果我的假设不误,则斯坦因第一次私探千佛洞,不是蒋资生陪了去的。
他既有调查地理的任务,自然要雇用翻译。
倘谓此第一次的翻译即是蒋资生,那就根本不必找年轻喇嘛细问经过。
如何发现石室,“全本西厢记”
都在他肚子里,立即就可以策划盗宝了。
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原著,我未读过。
据高拜石文中所引,斯坦因在初探与“再来”
之间,如果未曾叙述如何访得蒋资生的经过,则杨先生就是蒋资生,更可肯定。
盗宝的实情是,斯坦因找到蒋资生以后,并非如高拜石所说“伴他去找王道士,曲意结交”
,而是先由蒋资生去跟王道士打交道,原则谈好了,斯坦因才又去的。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说:
“当我再来的时候,王道士已回来,并且在那里等候了。
他当然知道他保管的是什么,但也充满了有关宗教方面的恐惧,说话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当我们见面时,我便觉得这个人有些不易捉摸,我只得尽我所有的金钱,对他以及他的寺庙进行诱引。
终于这道士被我的话打动了,悄悄地答应等入夜时把密室所藏的中文卷子中拿出几卷来,交给我的助手,以供我们研究。”
说王道士已在“等候”
,可知事先已有联络。
至于王道士的吞吞吐吐,无非忸怩作态;而“拿出几卷来”
“以供研究”
,只是先提供样品,以便看货论价。
斯坦因又记:
“透过我的热心助手的帮忙,很侥幸地说动了王道士,使他勇气为之大增。
那天早晨,王道士带了我们,将通至藏宝的石室一扇门打开,在黑黝黝的石室中,道士手里所持昏暗的油灯微光,使我的眼睛忽然为之豁然开朗。”
这是当夜看过“样品”
以后,第二天上午的行动。
王道士的“勇气大增”
,当然是银子壮胆之故。
石室中的情形,据斯坦因形容,“在约有九尺见方的小室中,站了两人进去,已没有多少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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