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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围绕地，须先有大宗的家畜与奴隶方能有之，所以此事大概只有国王、诸侯、庄园领主才有可能。
另外，国王对于马尔克的管理，因为自己握有最高的权柄，故可将其管区内的土地赐予臣民。
但这种赐予和所有地的授予，是不能在相同的观点下并看的，因为后者在森林区域有确定的边界，须先开垦，方能耕种，正因如此，这种地域没有耕地的强制义务，故在比较有利的法律关系下。
在测量的时候，须使用特别的标准，是四十八至五十公顷的方形地面。
古代日耳曼人的部落形态，曾越过易北河与威悉河之间的区域，进一步向前扩张。
此种形态，所包括的地方如下：（1）斯堪的纳维亚（Skandinavia）（至卑尔根为止的挪威，至台尔厄尔夫为止的瑞典）、丹麦诸岛及古特兰（Gütland）；（2）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丹麦人定居后的英国；（3）法国北部绝大部分地区，比利时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布拉班特（Brabant）（但北部比利时、弗兰德以及荷兰的一部分属于法兰克人的地域，有一种不同的部落形态）；（4）其在南日耳曼则有多瑙河（Donau）、伊勒河（Iller）与莱希河（Lech）之间的地域，巴登（Baden）、符腾堡（Württemberh）以及巴伐利亚（Bavaria）的一部分，慕尼黑（Mün）的周围，尤其是艾布灵（Aibling）。
因为日耳曼人的殖民，古代日耳曼向东扩张，又想收容多数的移民，故其形态亦合理化了，而且在便利的所有权下，以及尽可能大的经济自由下，建立了大的“街道村落”
。
圃舍地在此时亦不再为不规则的乱置，而是沿着村落街道分立于其左右，在每个田宅上各有其一，成为长地带的田宅，也彼此并立。
但在此处，大块地分割及耕作强制，仍照常通行。
日耳曼人的部落形式越过原来的地域而向外扩张，产生了很显著的差别。
其最显著的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方面，威斯特伐利亚被威悉河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落区域，日耳曼人的部落样式在河流的沿岸戛然而止；在河的左岸，已可见孤立圃舍的部落形式。
村落和牧地都没有了，混合地亦只是有限地存留着。
马尔克中那些未开垦的土地上慢慢出现孤立圃舍。
开垦后的新耕地，仍以长地带的形式赋予各参与者。
在此马尔克中，因为细分及转让，又有其他的居住者加入。
这类居住者就像东部的边缘者，为手工业者、小农、劳动者等。
他们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就相当于佃户，或者在他们下面靠劳动生活的人。
人均约有二百亩地的威斯特伐利亚农民因为部落性质的关系，在经济方面比混合地的农民要独立些，孤立圃舍制沿着威悉河直达荷兰的海岸，而且萨尔的弗兰肯人（Franken）的主要区域，亦包括在内。
德意志的部落区域，在东南方面，连接着山地经济的区域与南斯拉夫人的部落。
山地经济，完全因为家畜经济与草地的利用而形成，牧地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故一切经济规则，均出于统制的需要，即有资格者平分利用牧地的机会。
所用的统制法，是将山地分割为许多部分，即一年之间饲养一头家畜所必需的牧地面积。
在古代，塞尔维亚（Serbia）、巴纳特（Banat）、克罗地亚（Croatia）等地的南斯拉夫人的经济单位，不是村落共同体，而是大家族，其年代至今仍争议未决。
它是一种扩大的家庭，在家长的领导之下，甚至包括曾孙，往往已婚者亦一起居住，全家人数有四十人至八十人不等，经济生活以共产为基础。
他们不限定居住在同一个院落内，只是在经营与消费方面，出自同一个家族共同体。
日耳曼的农业状态，在西南方面与罗马的土地分配法相接触。
后者在农夫所隶属的小农场内，也可见领主的地产。
巴伐利亚、巴登及符腾堡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两种制度的混合。
日耳曼的制度在高原地、丘陵地，有微弱的优势，但也有与此相反的混合地，即村落中的耕地，分割为自成的区域，各人之所有都分配于其中，不考虑分配的平等，或许没有普遍的合理原则。
以至于迈岑说“小村落分配之起源亦不明确”
，或者起源于“以土地给予无自由的人”
。
日耳曼特有的农业状态之起源，已不可考，此种制度，可证明其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已经存在。
但将大块地分割为均等的地带，这是极有系统的事，非原始时代所能有。
据迈岑的论证，称先前曾有所谓中心亩的分割法。
所谓的中心亩，即一个农民用自己的家畜中午前所能耕作的土地面积，但此面积须按土质、耕地的位置离居住地的远近等，来定其分量上的差异。
它是大块地的基础，而大块地亦因这种分割法的存在，无论在何处，都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与后世均等面积的分割法，即给予大块地以几何的形态的方法，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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