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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误译跟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有关。
例如第244页上的英语标题“Eog’sPalace，Soo-chow”
应译为“苏州勤王府大门”
，而非“苏州敬王府入口”
；第85页的英语标题“Mr.sulParkesBiddiheOldandarins”
应译为“英国领事巴夏礼先生向老行商们告别”
，而非“英国领事派克斯先生会见老公行官员”
；第258页上的“SirRutherfordAlcock”
应译为“阿礼国爵士”
，而非“阿尔柯克爵士”
。
第三类误译跟人文地理知识相关。
例如北京城原来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城区：外城（eseCity）、内城（TartarCity）、皇城（ImperialCity）和紫禁城（ForbiddenCity）。
所以第212页上的“鞑靼地区”
应译为“内城”
；第228页上的“帝国都城”
应译为“皇城”
；第263页上的“Bride’sPalace”
应译为“公主府”
，而非“皇后宫殿”
；第316页和第335页上的“福州停泊地之塔”
应译为“福州罗星塔”
；第83页的“阿侬霍伊·虎门要塞”
（theAnunghoyBogueForts）应译为“虎门亚娘鞋岛炮台”
；第134页上的“北湾东”
（NorthWantong）应译为“上横档炮台”
。
在过去十年的研究和翻译《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报道的过程中，我曾经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有的人我还能够记得起名字，但更多的人我并不知道或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2004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育学院的余国兴讲师曾经帮助我从英国复印并邮寄研究资料。
北大的两位本科生郑熹和习欣在2004年至2005年间曾经帮助我翻译过部分报道的初稿。
2005年在出版《抗战现场——〈伦敦新闻画报〉1937—1938年抗日战争图片报道选》之前，我在北大教过的另一位本科生，当时已经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钟周，以及她的一位仍在英国读书的不知名小朋友，为我从英国找到了一些我先前遗漏的抗战老照片。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英语文学研究所的两位同事——马晓俐副教授和卢燕飞讲师，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期间也曾经花费宝贵的时间，为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寻找过我先前遗漏的一些文字报道和图片。
在此我一并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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