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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公园角的“唐人馆”
刚刚增添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藏品。
这个直接从中国收到的藏品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水勇”
，据信这是带到英国来的唯一标本。
这个水勇坐在一个猪皮筏子上，手里拿着三叉戟等武器。
在最近的英中交战之前，他被认为是跟英国水兵旗鼓相当的对手，但现在我们怀疑中国人一定是因用这些可怜的武器来抵抗那些习惯于“统治水面”
的英国人而沾沾自喜；而这对于一个拥有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现代最重要发明或发现的民族来说是极不相称的。
但有人认为，这种“水勇”
也许在和平时期用于内陆湖的捕鱼更为合适。
应该解释的是，“水勇”
是以所乘坐的充了气的猪皮筏子当作“马”
。
他一手拿着火绳手枪，另一只手里的三叉戟上套有铁环，他就是通过摇晃三叉戟所发出的声音来吓唬“蛮夷”
的。
水勇的身上穿着普通中式服装，裤腿卷到了大腿之上。
上面这个例子似乎可以说明，当时英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认识是非常有限和不准确的。
但这种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从1856年开始，该刊开始往中国派遣特约画家兼记者。
从那时起，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
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该刊特派画家兼记者的现场目击报道和发回英国的大量图片、文字资料。
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特约画家兼记者还特别关注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其目的不仅是满足英国国内读者对于中国的好奇心，也是试图沟通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
其中有关中国的数千张图片和数百万文字向我们展现了清末民初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颇为绮丽壮观的长幅历史图卷。
中国水勇
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①它们大多是关于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历史资料；②它们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参照物；③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难以找到的珍贵史料；④由于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其对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是许多其他西文历史资料所不能企及的。
由于以上这几个特点，我们认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这些图片和文字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也是对同时期中文史料的一个必要补充。
因此它具有很高的出版和研究价值。
从1857年至1901年，《伦敦新闻画报》曾经向中国派遣了至少六位有案可查的特约画家兼记者：沃格曼（CharlesWirgman，1832—1891）、辛普森（son，1823—1899）、普莱斯（JuliusM.Price，1857—1924）、伍德维尔（R.Woodville，1856—1927）、普莱尔（MetonPrior，1845—1910）、肖恩伯格（JohnSberg，1844—？）。
他们跑遍了华南、华北、山东、山西，采访报道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和现状，向英国国内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
其中沃格曼、辛普森和肖恩伯格这三位记者表现得尤为突出。
沃格曼是于1857年3月第一个被派到中国来的特约画家兼记者。
在前往中国的漫长路途中，沃格曼就发回了一系列沿途采风报道：他描写在海上看到的壮丽景观、船上的各色旅客和水手船长、途经一些国家的景色和风情，尤其是关于东南亚华侨的生活习俗。
1857年7月17日，《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沃格曼从中国发回的第一篇战地报道和相关速写。
随后便是每周一期的一系列的中国目击报道，他的视野不仅仅停留在战事的进展上，而且还尽可能广泛地介绍他亲眼所见的各地风情，例如摘茶女、清军旗手、婚礼、广州市井、商船、轿子、街上的行人、广州城在英军炮击所起的大火、与清军作战的太平军、海盗、香港、上海港、中国的刑罚、旗帜、服装、外国货轮、英国军舰、大禹陵、中英天津条约、达赖喇嘛、广州施舍站、小偷在街上受鞭挞、繁华的商业区、佛教寺庙、中医、香港跑马场、香港画家、台湾人的生活习俗、大连、旅顺、天津与潮白河、中国的春节、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国妇女的发型、洗衣服的方式、琉璃厂古玩街、北京的马车、茶馆、潮白河上小孩的滑冰方式、村民的生活和娱乐方式，等等。
当然，作为战地记者，他所报道的主要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整个进程和各次具体战役的细节，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要数火烧圆明园。
他的中国写生作品和系列报道在当时的英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持续好几年的“中国热”
。
沃格曼（穿黑上衣者）正在中国采访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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