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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英格拉姆在创办之初就幸运地得到了英国一位杰出画家约翰·吉尔伯特（Joh）爵士的鼎力相助。
吉尔伯特才华横溢，19岁时便在英国皇家美术家协会的会展中展出了自己的作品。
两年后，他的另一幅作品又入选了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画展。
后来他还先后被选为英国老水彩画学会的主席和英国皇家美术家协会的会长。
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撑起了这份杂志在创办初期的半边天，如在创刊期所包含的20幅插图中就有8幅是出自吉尔伯特之手。
此后，该刊物跟皇家美术家协会和皇家美术学院这两个英国美术界权威机构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1860年英格拉姆及其长子在美国度假时因游船在密歇根湖中沉没而不幸遇难之后，他的两位挚友和合伙人帕里（Parry）和乔治·林顿先生便马上又请来了塞缪尔·里德（SamuelRead）和梅森·杰克逊这两位英国美术界的翘楚。
杰克逊在其后的25年中担任了《伦敦新闻画报》的艺术编辑，为维护这份周刊在业界的领先地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1892年之前，英国还没有将照片和画家的速写直接印在报刊之中的相关技术，必须先将它们制作成版画，然后才能用于印刷。
由于制作版画是一项精细的手工活，所以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图像就成了新闻出版过程中时效性的一个瓶颈。
杰克逊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这方面有一个重大的发明。
他设法将摄影术直接运用于版画的制作，即将照片或速写等图像画面直接印在梨木板上，然后用刻刀直接在这个画面上制作雕版。
这样就能保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幅比例准确而又效果优异的印刷雕版。
凭借这一先进的雕版技术，《伦敦新闻画报》得以在19世纪后半期各种新闻画报层出不穷的激烈竞争中始终稳坐钓鱼台，保持其在业界的龙头老大地位。
为了保持其在英国插图报刊中的垄断地位，该刊物还聘用了当时英国一些最有才华的作家，如斯蒂文森、哈代、吉卜林、康拉德等为其写稿，以及聘用当时在欧洲最负盛名的一些画家，如辛普森、普赖尔和舍恩伯格等为特派画家兼记者，前往世界各地去采集和报道新闻。
在硬件设置上，《伦敦新闻画报》在业界也始终保有最先进的印刷机械和设备，而且总是采用质地最优良的印刷纸张和最先进的刻版及印刷技术。
它的那些笔法细腻的版画插图现在看起来都堪称是价值和品位甚高的艺术品。
从1892年起，该刊率先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片印刷技术，开始用越来越多的照片来逐步取代原来的版画插图。
与此同时，刊物内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色彩绚丽、印刷精美的彩页插图。
摄影技术作为新闻报道主要媒介的效果，在20世纪前半期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报道中达到了顶峰。
照相图片以其对微末细节的精确表现，将这两次战争的宏大、残酷和惨烈的场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以前所未有的时效性和直观性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迅速地报道出来，使得读者有一册画报在手，不出家门便能知天下大事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这一方面，《伦敦新闻画报》也做得非常出色。
它所派往世界各地的特派或常驻当地的摄影记者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传来最新的画面和新闻报道，为读者提供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采用摄影新技术制作的版画笔触细腻，与照片几可乱真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花无百日红”
。
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普及和专业摄影刊物层出不穷地涌现，《伦敦新闻画报》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业界优势在20世纪中期不断地受到挑战。
由于该刊物的定位并非高端的摄影专业杂志，所以它原来在图像方面的领先优势逐渐消失，读者群也随之逐渐缩小。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该刊物被迫从周刊改为月刊，接着又先后改为双月刊和半年刊。
到了2003年，它便寿终正寝，不复存在。
二
《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创刊之际，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之时。
因此从一开始，该刊就有相当数量关于中国的连续性图片和文字报道。
对于研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而典型的载体和颇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炮兵和火炮
创刊初期，由于当时英、中民间交往很少，作为插图作者的画家们大都从未来过中国，平时所依据的几乎全都是第二手资料，所以他们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是有明显隔阂和偏差的。
例如《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7月9日的一篇中国报道中关于清军炮兵的插图就有明显的问题：明明是在介绍清军的情况，但图中两位士兵的装束和盔甲却明显不是清代的样式，而更像是明代的。
《伦敦新闻画报》第5卷第114号上另有一篇题为《中国水勇》（1844年7月6日，12页）的报道如今读来显得更为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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