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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也可以上《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的话，我想他可以享受这样的“荣光”
。
我党对作家和作品的批判，早已有之，上溯至延安整风时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病院中》，都是榜上有名的。
但建国以后，萧也牧却是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
如果说，杜甫写诸葛武侯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句，是对未能施展抱负和才华的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惋惜，那么用之于萧也牧，当无不可，这颗过早陨落的流星，真使我们叹息不已的。
如果不是命途多舛，蹭蹬半生，按他所展现出来的创作实力判断，绝对有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至少不弱于，或者略胜于那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同辈，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像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才带来一丝不稳定的春色，便遇到了建国后首次文艺整风的疾风暴雨。
于是，他还未来得及写出锦心绣口的文字，那“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的落英缤纷、狼藉凋零的局面，便将他的才华彻底埋葬了。
从那时起，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中国作家的命运，便系于作品的命运。
常常因为作品被批判，作家也就跟着一败涂地，萧也牧的文学生命力尤其脆弱，简直不堪一击，一棍子打下去，便永劫不复，再也直不起腰来。
这类徒唤奈何的终生遗憾，就成了此后许多作家难以逃脱的伤心史。
也许，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总得有人付出代价，让后来人获得教训。
像我，当时只能算是一个文学青年，初试笔锋，不也搭上50年代的“右派”
末班车，从此碧落黄泉了吗？但幸运的是劫后余生，我们赶上了“文革”
以后的新时期文学，而萧也牧没能熬过十年浩劫，便是永远的沉没。
前不久，我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选一部《中国短篇小说五十年集》的时候，回顾半个世纪来林林总总的创作，老实说，在审视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标语口号，图解政治之作，屡屡被那些不忍卒读的小说，搅得昏头涨脑之际，萧也牧发表在1950年1月份《人民文学》杂志上的《我们夫妇之间》，不能不说是一篇出类拔萃的佼佼之作，即使五十年后读来，那种温馨的情调，细腻的笔触，内心的探求，人性的描绘，还是令人怦然心动的。
在那里，我们读的是人，而不是荷载革命的符号。
我回忆起五十年前翻开这期刊物的体会。
那时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对解放区文学，如同看那四个吊兜土布军服的来自解放区的干部一样，浑身上下，只有一种色彩，那就是革命。
但是阅读经验告诉我，这篇跳出解放区文学模式的作品，与我们以前所读过的外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在审美意义上有更多的共同点、接轨处，不禁颇感意外了。
初读时，真有如见故人般的亲切，这篇作品给爱好文学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应该这样写。
我想，如果那时的读者、作家、评论家和文艺界领导，有今天的这一份宽容精神，延续着这种大家熟知的文学道路发展变化下去，当然，革命的，来自解放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实验，也并行不悖的坚持下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经五十年的努力，中国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令人鼓舞，不会出现十年“文革”
期间，全中国只有一个作家的世界文化史上的大笑柄。
然而，萧也牧像邻居家一只啼鸣得太早的雄鸡，不适时的行为，在一个规范的社会里，肯定不会带来什么吉运的。
现在读了缪、崔二君的文章，从他们所提供的背景材料看到，当时对萧也牧发起第一次批判的“积极分子”
，主要是和他拥有同样革命身份的、同样来自解放区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
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许这篇在他们看来是离经叛道的小说，使他们难以接受，而受到更多的青年读者欣赏，好评如潮、不胫而走的盛况，说不定益发激怒了他们。
但是，选择这篇已经距发表时间一年有半的作品进行批判，人们显然难以理解，如果是一篇果然如此成问题的小说，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声严色厉的批判者都干什么去了？
很清楚，当1951年的5月，毛泽东发动了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给他们一个可以发动攻击的机遇。
萧也牧被当作牺牲，送上批判的祭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早就有目标，只不过没有等到适当时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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