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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
徐之荣是知识分子中的最可怕的一类。
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他第一次跳出来告，被庄廷摆平了，因为出版家有钱，买通关节，将书中违碍处改了改，也就蒙混过关了。
哪知道，他是那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主。
第二次又跳出来告，将未修改的原版书送上去，这一回，告成了。
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准了皇帝对于文人压根儿的不放心，他抓住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满清入关的不敬文字，无限上纲，告一个人还在心不死、留恋旧朝，妄想复辟那失去的王朝，这罪名还不够大？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
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
这也是所有“作俑者”
为之奋斗的原动力。
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
大批人头落地。
这种食肉类知识分子，太恐怖了，我想我们也难免会碰上的。
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挽胳膊掳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庄、朱二人，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以为这些大牌、大腕、大佬、大人物的名字，一来显出学术品味，二来在市场上好卖。
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夹紧尾巴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皆做了刀下之鬼。
重提《郎潜记闻》里的陈年往事，那位使许多人掉了脑袋的徐之荣，罪不容贷，即使千秋万代以后，也是要被人诅咒的。
而那位“某给谏”
，即使往好里想，他或许并不打算把事情搞到这种不可收拾的程度，但洪昇和众人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那真是太巨大了。
冲这一份可恶，我忽然觉得王渔洋想要一把斩马剑诛作俑者的愤慨，倒变得特别容易理解了。
二
就在读《郎潜记闻》的同时，缪俊杰、崔道怡两位老朋友的一篇重头文章《风雨文坛反思录》在刊物上发表出来。
其中提到的共和国文坛的第一案的《我们夫妇之间》和那位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萧也牧，使我浮想不已。
不过，这实在是挺沉重的回忆，一点也不那么有趣了。
马克思说过：“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
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
这一切都只能视作不完善的必然了，但是经过五十年岁月的沉淀，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实是到了过去的种种幼稚、浮躁、浅薄、狂热，应该渐渐被沉静、理智、求实、以及历史的辩证法所代替的阶段。
公道自在人心，这说法也许不甚科学，但研究正面和反面的教训，有人坐定下来考虑写文学史的问题，或者，将以前写过的文学史如今觉得有必要重写的时候，我想，这是文学成熟的表现。
于是，那些论理应该忘记，但又不能完全忘记，已经淹没了太久的故人旧事，有可能浮出水面。
只是可惜，桃花依旧，人面何处，就不能不令人怅惘。
我不知道萧也牧这个名字现在还有多少人记起。
他可以说是全国解放以后，第一位因作品受到批判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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