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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风，但古文人，倒也未必，小人成性者谅不比今人要少。
第一，李和王也太不够意思，你二位得以人五人六地进入文坛，靠谁？一掉屁股，将这位引见者一脚蹬了，未免过于薄情。
就如同当代有些作家，未成名时见编辑，点头哈腰，只敢在椅子上坐半只屁股；成名以后再见这位编辑，颐指气使，眼睛立刻就长到脑门上去了一样，倒是古今同趣的德行。
第二，这位被人家无情抛弃的李诗人，也太想不开。
老到一把年纪，还耿耿于怀，这也太小肚鸡肠、心胸狭隘了。
至于吗？不带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响吃饭拉屎；再说，他们玩他们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乐。
至于一提往事，金刚怒目，血压上升，不值当嘛！
所以，无论李攀龙、王世贞，无论李伯承，都有不够豁达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坛就有多大，不一定非扎堆、非聚义、非歃血为盟，拉这个打那个的。
“升沉不过一秋风”
，这是至理名言。
好了，李伯承出局，这诗社又一次面临改组，接着，就该榭榛被那哥儿俩从诗社里“开”
了。
谁红谁紫，谁灰谁黑，谁上谁下，谁来谁去，正是这种无聊而又无趣的文人自戕，构成文坛的热闹话题。
说到谢榛，我认为，他是一个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达又不甚豁达的诗人。
一般讲，豁达，就能快活，不豁达，也就不能快活。
因为，他有两个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达的遗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点，“眇一目”
（《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点，“以布衣结牛耳”
（《列朝诗选》），这样，形象上的差一点和学历上的差一点，他也就无法彻底的豁达和完全的快活起来。
我对明诗所知甚少，但在“后七子”
中，王世贞外，就比较欣赏他了。
因为他的文学观点比李攀龙等其他人，来得宽泛些；凡在文学观点上，持“套中人”
的紧闭自锁政策，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还不许别人照自己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
谢榛的诗，稍有生气，就因为他能够容忍异己，不那么一条道走到黑。
固然，他也复古，这是前、后七子一以贯之的主张，但他不像李攀龙那样绝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
，也不像王世贞那样设限，“大历以后书勿读”
，谢榛要放得开些，他明白，文学是不能太过拘束的，一定要这样，而不要那样，必这样不可，而那样则不可，对于文学的发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两大弱点，使他尴尬，“眇一目”
，尚可配一副墨镜遮掩。
不过，嘉靖朝，北京城里有验光配镜之店肆吗？我怀疑。
因此，他只能倚仗自己的诗名，做出独眼龙常有的自负神气，徜徉于京都。
但这表面的自信，也难掩其内心的虚怯，在科举年代里，一个读书人，还是个声名大振的诗人，竟然没进过学，没应过试，是一个无缘于黉门的白衣秀士，这日子不好过。
假如他一天到晚厮混在短裤党里、蓝领阶层，彼此彼此，也许无所谓了。
但他却生活在一个文化精英圈内，确实有点抬不起头来，你可以用“布衣”
自傲，人家却要把你当“白丁”
看待，你也只好没脾气。
明代文坛，派系林立，经常洗牌，重新组合，所以，升沉变化，频繁匆促，甚至来不及一秋风，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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