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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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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才子,皆风流潇洒,而且在男女之事上,持浪漫态度。
倘一个才子,居然不浪漫,那他就白当了。
当代也有才子,也浪漫,而且浪漫起来,不让古人。
不知为什么,也许才子,还得有才。
没有多少的才,还要做出有才的样子,在那儿浪漫,就让人倒牙,就招人起腻了。
古代才子,惟其有才,货真价实,这才风流出文坛佳话,这才浪漫出千古韵事。
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浪漫文人,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口碑,都是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
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
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也是所有才子艳羡不已,希望自己能这样风流浪漫一回的故事。
野史所记,不足征信,至于他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无关紧要。
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是可以肯定的。
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
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
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
,这浪漫,够意思。
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带来明代文学的变数。
于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就选择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试想一下,唐伯虎为达目的,可以隐名埋姓,“诡身为仆”
,那么别的其他什么才子,化名写一部**笔墨的话本,又有何不可呢?至今查不出兰陵笑笑生为何许人,但能够写出这部奇书,绝非菜鸟,一定是位高水平的才子。
《金瓶梅》问世,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应该说,出这部书,一是要具备出这部书的气候,二是要具备写这部书的才子。
有的朝代,才子也许不难找,但气候却未必总如人愿;有的朝代,天气倒是蛮不错的,风和日丽,但才子们或忙于巴结做官,或忙于大谈恋爱,或忙于炒股发财,无心伏案写作。
总算到了嘉靖、万历,条件成熟,《金瓶梅》登场。
总的说来,气候这个硬件,比才子这个软件更关紧要,假设嘉靖或万历发了话,谁敢写**书,朕就毙了谁,估计没有一个才子会以身试法的。
据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刻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
那么,14世纪末15世纪初,处于萌芽状态的,但已拥有相当规模,具备了资本主义商品性质的经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初步成了一点气候,是这种适宜的外部条件,催生了天下第一奇书,大概是不会错的。
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大致会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
现在有些狗屎批评家,老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看不起上世纪30年代的“五四”
以后的新文学,更看不起40年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学作品和国统区的进步文学作品,至于50年代,至于新时期文学,那就更不在话下,一谈起来,就撇嘴,撇得嘴歪,已经纠正不过来了。
东西方文学,各有各的文学传统,各有各的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正如宗教,正如伦理,甚至,正如饮食,正如衣着,孰为好,孰为孬,是不能比的。
这些歪嘴先生,或嘴歪女士,有的还出洋镀金,六国贩过骆驼,根本没弄明白,文学乃时代的产儿,乃这块土地的产儿。
盛唐气象,是出李白“噫吁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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