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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虽是这样表态,但也不妨碍他去写“春风不相识,何时入罗帷”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等玲珑剔透的小诗。
雅正之声不可或缺,绮丽之音不可偏废,这两者,其实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周作人,只有沈从文,只有张爱玲等几位顶尖的“红人”
,能支撑得住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吗?这几位被评论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态的鼓吹而成神成圣的作家,在他们笔下的20世纪前半叶,除了精致的绮丽之音,诸如绅士闲适,墨客雅兴,男情女欲,悲欢爱仇,香奁脂腻,帘卷春色,小草小花,青山绿水外,还能给读者什么呢?一部没有了鲁、郭、茅,没有了巴、老、曹的现代文学史,拿在手里,还会有多么重大的分量呢?
在进入21世纪,开始一个新的千禧年的时候,重新读李白这首《大雅久不作》,不知为什么,倒颇有一点耐人思索之处。
尤其在“吾衰竟谁陈”
的感慨中,透出诗人对于文学状态那种深深的遗憾,还带有一些无奈,不能不感到一种震动。
历史,有时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文学史也同样,有时会呈环行状态的运动方式,走了一大圈弯路以后,又回到始发点。
在上一个千禧年来临的时候,公元1000年,算起来应该是北宋真宗咸平三年,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简直令人不胜讶异,唐以后的梁唐晋汉周,又重蹈两晋以后的宋齐梁陈隋的覆辙,等于重新拷贝了一回。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的局面,又一次出现。
1000年的中国文坛,不免显得荒芜冷落。
说是空空如也,有一点委屈时代,说是不甚好的年景,或许更接近事实。
比之两百年前,李白、杜甫的盛唐,比之一百年前,李商隐、李贺的晚唐,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面,也就够后人眼花缭乱的了。
但第一个千禧年钟声敲响的那刻,翻开中国文学史,宋之初,可堪称道的作家和作品,屈指可数。
“唐之文,涉五季两弊。”
《宋史》的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
五代时以华艳词藻写男女情事的作品,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那些旅愁闺怨,合欢离恨,轻狂冶游,燕婉情私,也差不多写到尽头了。
北宋初期的诗文,仍受五代影响,没有什么起色,也很正常。
文学进入了低潮期,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
确实也是这样,大约过了半个世纪,公元1050年,到1100年,便出现以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以及苏轼等为代表的北宋文学辉煌期。
文学的断档,倒有可能正是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积蓄力量的时期。
我在想,当代中国文学,经历改革开放20年来,各式各样的实验和尝试以后,成绩不可不说是伟大,收获不可不说是丰硕。
其中,绮丽之音这部分,似乎也到了淋漓尽致的田地,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写,不敢写,和不会写的。
相比之下,大雅之声这部分,也就是史诗式的不朽之作,还在人们殷切的期待之中,望眼欲穿。
坦率地讲,像唐宋八大家那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巨人,像唐诗、宋词那样千古传诵的名篇,能与之相比拟的当代作家和作品,一时间,竟不能屈指数来,还是很令我们后人感到汗颜的。
然而,在新人辈出、后来居上,总结经验、开拓未来的年代里,没有理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
因为,宋齐梁陈隋也罢,梁唐晋汉周也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不宁、战祸相继的年代,这期间的文学史出现空白,断档,走弯路,是不以为奇的。
如今,民族腾飞,国家复兴,那么,与之相称的“盛世文章”
,“汉唐景象”
,也是自然而然必将到来的事情了。
因此,在这千载难逢的盛节里,真诚期望第二个千禧之年,带来中国文学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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