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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当时，也只能是点着头听他来说，并且也顺口搭音地对他做了一番恭维。
当我告辞时，他又亲自送我出了大门。
当我临上车的时候，他还义形于色地对我说：
“在日本租界内，如果日本鬼子对您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您只管告诉我，我自会去对付他们！”
当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时，我更是只能含糊其词地唯唯答应而已，因为“保护”
我前来的日本便衣警察就站在我的汽车门旁边，张所说的话，当然全都听到他的耳中。
当我回日本租界时，张还特意派出一些卫兵，分乘汽车护送我到了租界的边缘才回去。
后来，果然当时的日本驻津总领事有田八郎便饱含“醋意”
地对我这次访问张作霖，提出了口头抗议。
当然他不能从正面来责难我，只能是表示：我到“中国地”
去见张作霖，他对此不能满意，并且还对准了我的弱点而威胁我说，如果今后再这样随随便便到“中国地”
去，他将无法再尽“保护”
之责。
我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是向他道歉了事。
从这里既可看出封建思想充满脑袋的张作霖，对过去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衷心崇敬心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恨日本人和怕日本人利用我的焦灼心情。
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怎样想拿我当作他们的备用“奇货”
的野心，同时还可以从中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平日居心来。
他们当然不能让我还有一条能和张作霖接近的道路可走，当然不会让我有一分一秒能够回过头来看一下的空闲和机会。
至于我呢，一来是想要从当时的实力派张作霖身上，能够找出一些“奇迹”
般的东西来；同时却又扭扭捏捏地害怕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嗔恚，所以只能是，以受到张作霖三个头，来作为“末代皇帝”
的一种**资料而已。
在当时，我的实际心情是：既想偷嘴吃，又怕烫了嘴。
再谈一下李景林、张宗昌、毕庶澄等奉系军阀和我的一些关系。
我到天津之后不久，当地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当时任直隶督办——便来访问我，除了对冯玉祥的让我出宫加以诋毁，并着重地把叫我离开紫禁城这桩事，特别冠以“逼宫”
的字样，而表示对我的同情与支持。
他还手拍胸膛对我说：到了天津，便可一切放心，他可以对我尽保护之责。
我听了这番话，当然犹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对他很是感激。
不独他在任时期内，我们曾做了多次来往，就在他下台以后，也还曾和他见过好几次面呢。
其次是张宗昌。
不但我在天津曾和他见过多次面，就是当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炸死，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
残部和张学良军队开了火，在山海关附近受到了张学良和白崇禧军队的前后夹攻，张宗昌只身坐渔船逃往旅大的时候，他还使他的部下金卓（满族，“九一八”
后曾任伪满中将）把给我的密信，用油纸包好藏在酱咸菜篓内，秘密送来天津交到我手。
这固然是被称为“长腿将军”
的张宗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而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什么援助，可是身为天津日本租界寓公的我，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呢？但我又不愿失去他的欢心，便由胡嗣瑗写了一封“敕诏”
式的空口慰问信，交金卓带回。
我固然不是说，我的那封无补实际的空头信，在当时曾起了什么作用，只是想要借此来证明一下我在当时的不肯过安分生活的实际心情而已。
还有，曾在青岛一带显耀一时的“直鲁联军系”
的毕庶澄和曾继李景林之后为直隶督办的褚玉璞并徐源泉等人，也都和我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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