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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当时，并没有对日寇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屠杀奴役了我国的人民而感到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愤怒，反倒使我对日寇越发生出一种崇敬和畏惧的心情，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确是了不起，而我中国军队确是脆弱无能。
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要借机进一步向我做夸大宣传，想要使我从思想上拜倒在“唯武器论”
的压力下的用意所在。
再拿当时的我说，正是由于我所中的封建专制毒素过深，更由于在我身边的那帮老反动家伙经常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地煽风纵火，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见缝便下蛆，所以我就完全当上了“唯武器论”
的俘虏。
起初是由于百年以来的祖传民族自卑感，使我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恐怖心理，于是就由盲目的恐怖变成了漠然的艳羡，更由于羡慕变成了崇拜，崇拜又变成了想要勾结利用它的政治野心。
这种野心和我那朝思暮想的清朝复辟结合起来，于是养成了我那卖身投靠在所不惜的罪恶思想。
从此便给我想要勾结日本和它想利用我的“同恶相济”
方面打开了道路。
总而言之，封建统治者，确是和帝国主义有着“亲戚”
的关系，即使在封建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曾有过尖锐的矛盾冲突，但是在封建势力垮台，人民力量起来后，它们在反对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上，在这一点上是会联合起来向人民进攻的。
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在所谓“天皇制”
的罪恶龙骨上，架起来的罪恶温床，所以对我这个封建余孽头子，更是有着易于互相吸引的地方，尤其是我在天津的这段时期，更是我加速往罪恶的泥沼里爬的一段捷径。
三、和军阀、政客的微妙关系
从前我国有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居”
的古话。
就以我在天津时代，和那帮台上台下的军阀政客互相往来的勾搭一事来看，就可以知道这句古老谚语，确是有它的一番逻辑的。
我在当时，本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封建余孽大头目，自作自受的缘故，不敢再在自己生身故乡的北京住下去，而成为一个藏在日本帝国主义阴影下的隐蔽人物，长年过着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和自己祖国同胞公然见面的阴暗生活。
照常理来想，前清的退位皇帝是应该和中华民国的军阀政客有着“冰炭不能相容”
的严重矛盾才对。
固然那些军阀和政客在其中也有的是已经被人打下擂台的“落魄好汉”
，但其中也正有不少是在当时政治舞台上出名的角色，像是这样的人物，怎能又和我发生微妙的关系呢？结论就是反动阶级本质“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的关系。
例如张作霖和我的“三角关系”
。
在一天夜间，在我岳父荣源和张作霖的亲信——阎泽溥的介绍下，我曾到天津“曹家花园”
去见张作霖。
张当即走出房门来迎接我。
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没承想他居然跪在地上向我大磕其头。
对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我还认为他是不肯忘旧，颇堪嘉许哩！
进入屋内以后，我曾和他谈了半天话。
他不但对我当时的生活很表示关心的样子，并且还对冯玉祥的令我出宫，表示了很不以为然。
然后更用一种略带责怪的口气问我，在我出宫之后，他便带兵到了北京，在那时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还要逃到日本公使馆去？还说，我如果愿意到“奉天”
（沈阳）去住的话，他可以负责保护我，并且是异常欢迎的。
他还说可以让我住在“奉天故宫”
内，最后还赠给我数万元，说是为了补充我的生活费用。
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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