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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学校比专业在工资溢价方面的影响更大。
通俗地说就是，学校比专业更重要，精英教育的工资溢价主要是学校而不是专业带来的。
[2]4．在我国，收入只是进入精英阶层的标准之一，此外还与所在行业、职务、企业性质、户口等因素有关。
可是研究表明，精英教育与这些因素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影响。
也就是说，精英教育确实能够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但却不能保证其他因素方面的收益。
[3]
仅仅从收入角度看，2017年我国本一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在6000元左右，而本二院校毕业生却只有3600元左右，溢价高达2400元，两者相差居然高达40%，可以说是非常悬殊的。
二是改变自己在社会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究其原因在于，在这个每时每刻需要“拼爹”
的时代，如果你“无爹可拼”
，就只能期盼着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读书读出头来”
。
在我国，目前高校录取时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依据便是分数，可以说这是最后一个“公平”
“合理”
的领域。
所以，“拼爹”
在这里相对不重要，只要自己学业优秀，就能抵消至少可以部分抵消来自父母的劣势。
但上述实证研究也表明，精英教育虽然在求职时受学校歧视的情形较少，可是在提高或降低收入代际流动性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
也就是说，要想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主要得靠自己努力（高考考个好成绩），可是毕业后找工作以及收入高低就并非完全如此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
本一和本二院校毕业生月薪相差40%的事实，能够部分诠释“书中自有黄金屋”
的古训。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前普通大众对待教育投资的心理很复杂。
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述，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最高；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教育成本也比以前要高多了。
从高价幼儿园，经过以高价补习班为背景的漫长的学习生涯，到读完硕士或博士开始工作、挣钱，既耽误了结婚又耽误了买房，这种因为接受精英教育而带来的工资溢价，有时一辈子也未免能抵消得了因为读书年限长而耽误了最佳购房时机所造成的购房机会成本。
但即使如此，中国人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依然丝毫不逊于过去。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教育投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吉芬商品”
。
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导致土豆价格上升、需求量同步增加。
按理说，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会导致需求下降的，所以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开始时对这一现象百思不得其解，这被称为“吉芬难题”
。
后来，他终于找到了答案：因为这时候土豆价格上涨了，所以人们的购买力下降了、也更穷了。
这些穷人为了节省开支，便会首先想到减少奢侈品（肉）的消费，确保必需品（土豆）的消费，购买土豆实际上成为一种刚性需求。
人人都这么想，土豆的价格当然就下不来了，而且会上扬。
也就是说，是灾荒导致了土豆实际需求（而不是意图需求）的增加，这也是通常所说的“买涨不买跌”
。
由此也可以推论：中产阶级要想摆脱自身命运，首先想到的便是凭借教育投资来脱颖而出。
所以，无论教育回报率是高是低，都会迫使中产阶级越来越依赖教育投资来让自己和下一代不至于跌回底层，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刚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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