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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想说的是为什么要写小说。
在《自序》中，鲁迅第一次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于1912年至1918年寄居S会馆（绍兴会馆）的六年经历用墨颇多。
在他的记述中，S会馆独居的岁月神秘而恐怖，院子里的槐树曾吊死过一个女人，自己青灯黄卷以“钞古碑”
消磨时光，“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23]。
这是一个在内心中几乎结束生命的中年人，绝望逐渐加深，成为十年沉默中的最深点。
当周树人在S会馆沉默的时候，《新青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在不远处的北大展开，老同学钱玄同已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钱氏来S会馆拉稿，遂发生著名的有关“铁屋子”
的对话。
其实“铁屋子”
的比喻已拒绝得非常清楚，既然“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
[24]，为何要叫醒已经熟睡的人们？但钱玄同一句“无甚高论”
的抬杠，却让鲁迅改变了主意。
通过将“希望”
放在行动之后，确立了“希望”
的“可有”
，不是先有“希望”
才能行动，而是先有行动，才有“希望”
的可能性。
鲁迅选择重新开口，内因还是主要因素，他一直试图反抗绝望，为希望留下地盘，同时，十年沉默中对中国现实与历史的洞察与研究，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近代危机的本质，强烈的危机意识迫使他必须再一次开启文学行动。
《狂人日记》的发表标志着鲁迅打破十年沉默，重新开启文学行动，开始了中年鲁迅的小说时代。
1918年至1922年创作了《呐喊》，1924年至1926年又创作了第二个小说集《彷徨》。
《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鲁迅之所以写小说，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在“鲁迅文学”
的意义上，则成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十年后重启文学行动，中年鲁迅为什么要选择现代小说的文体？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明确告诉我们：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25]
“呐喊”
并非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而是为“文学革命”
者助威；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慷慨激昂”
，而是采取边缘姿态，重新开口，但不再**自身。
小说的文体特点，可能是鲁迅中期选择小说的一个原因。
小说是虚构，呈现的是叙事，文本中出现的是叙事者和故事中的人物，真实的作者一般不会现身。
一般来说，小说叙事形成这样一个叙事层级：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事者—故事人物，真实作者之前构成多个屏障，可以让作者躲在幕后；在中国小说传统中，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小说作者大都不署真名，而以笔名代之。
对于采取边缘姿态的鲁迅，小说正好可以隐藏自身，《狂人日记》第一次启用“鲁迅”
的笔名，小说发表后只有好友许寿裳怀疑与周树人相关，故特来信相问。
鲁迅中期选择小说文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现代小说的性质相关。
留日期间，鲁迅已经深入接触现代小说，发现现代小说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与弟弟一道翻译《域外小说集》，通过直译的方式传达小说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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