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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指出“摩罗诗人”
的共性：“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18]。
他深情描述他们“所遇常抗，所向必动”
[19]的文学人生，“摩罗诗人”
不是纯文学意义的诗人，而是“精神界之战士”
[20]，其文学价值不仅在于诗，更在于诗人的行动。
在《摩罗诗力说》结尾，青年鲁迅宣告：“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
[21]，“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
[22]，提出以新文化为指向的“第二维新”
。
“第二维新”
的呼唤，实际上远接十年后五四运动的风雷。
青年鲁迅留日期间“弃医从文”
，抓住了“精神”
与“文学”
这两个变革契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未免超前，因而遭遇“寂寞”
，十年后，五四运动兴起，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成为历史的选择，中断十年的“精神”
与“诗”
的孤寂思路才得以对接。
鲁迅十年后中途汇入五四运动，卓然成家，看似偶然，其实有着历史的必然。
近代救亡与文学的复杂因缘，在这样的长时段历史逻辑中才能看清。
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中，我们可以说，世纪初鲁迅个人志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起点。
救亡—“兴国”
—“立人”
—“己”
（精神主体）—“心声”
—“诗”
（文学），这是20世纪初鲁迅的文学自觉，是鲁迅终生文学行动的起点。
三、危机洞察与小说中国
鲁迅苦心孤诣地写出的五篇论文发表后，没有得到任何反响，精心筹划的《域外小说集》也少有人问津。
青年鲁迅遭遇寂寞提前回国，个人挫折加上对现实的失望，积累而成长达十年左右的沉默。
在“金心异”
的劝说与“激将”
下，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写小说，于是有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现代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
1922年底，鲁迅将小说集为《呐喊》，并写了一篇《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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