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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并非温体仁信口开河，而是有明一代的制度惯性。
明初时，朝廷沿用元法，强制推行大明宝钞，禁止金银交易，律法中也明确规定以钞抵罪；可自正统年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宝钞贬值，用银逐渐合法化，“以钞抵罪”
也慢慢演变为“以银抵罪”
。
到了崇祯年间，纳银抵罪早已是朝野默认的惯例，小到官员贪腐，大到勋贵失仪，只要不触及“十恶”
，大多能通过缴银赎罪。
只是这制度到了后期，也滋生出不少弊端。
地方官吏为中饱私囊，不断扩大“谪罚输赎”
的范围，甚至出现“有钱可赎罪，无钱便问斩”
的荒唐事——有时候，有没有罪、罪重罪轻，竟成了“银子说了算”
。
刑事案件按经济案件办，政治案件也按经济案件办，“赎罪银”
渐渐成了统治阶层谋财的工具，本应用于军饷或赔偿被害人的罚银，大多流入了权贵的私囊，成了他们奢侈挥霍的资本。
就像去年，应天府知府贪墨赋税，本应革职查办，却因缴了三万两赎罪银，只被降职调离，此事至今仍被百姓议论。
，！
崇祯听着温体仁的话，脑中竟莫名闪过后世乾隆朝的“议罪银”
制度——那是乾隆四十五年，和珅倡导的制度，让官吏将钱缴入内务府，交了“罚银”
的官员犯罪时，可依所缴银两多少从轻发落。
而“罚银”
专款专用，主要供乾隆下江南、办万寿大典，据说乾隆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八十岁万寿大典办得极尽奢华，竟没动用国库一两银子，全靠“议罪银”
支撑，内务府甚至还有盈余。
虽知此时想起后世之事不合时宜，但这“纳银抵罪”
与“议罪银”
的本质何其相似？都是以钱抵罪，都是为了充实内帑或国库，只是前者有“祖宗之法”
的外衣，后者更直白罢了。
他沉吟片刻，指尖轻轻敲击着御案，目光扫过阶下群臣——李标面露赞同，张显初不再言语，其他大臣也纷纷抬头，等着他的决断。
崇祯心中已然有了主意：纳银抵罪，确实是眼下最优解。
一来，能让嘉定伯周奎大出血，补充空虚的国库——边军将士早已欠饷数月，这笔钱若能及时拨付，或许能稳住军心；二来，给了皇后台阶，不至于让她在生父与夫君之间为难；三来，也借此事震慑了其他勋贵，让他们知道，即便有皇家亲眷的身份，犯了法也需受罚，断不可恃宠而骄。
“好，便依温卿所言。”
崇祯缓缓开口，声音里已没了先前的怒火，只剩冷静的决断，“传朕旨意：嘉定伯夫人犯‘大不敬’‘教子无方’二罪，罚银五万两，限三日内缴入赃罚库；嘉定伯周奎身为一家之主，管束不严，纵容家眷闯宫辱后，罚银十万两，一并缴入国库，专款专用，充作蓟辽边军军饷。
若逾期不缴，或有私藏、转移家产之举，便即刻抄没嘉定伯府家产，以抵罚银！”
“陛下圣明！”
殿内大臣齐齐躬身行礼，朝服的窸窣声与整齐的应答声交织在一起，终于打破了军机处许久的凝滞。
檀香依旧袅袅，炭火依旧明灭，可殿内的气氛却松弛了不少。
只是众臣心中都清楚，这桩看似以“纳银抵罪”
圆满了结的家事，背后藏着的，是崇祯对勋贵贪腐的深深不满，是对国库空虚、边军欠饷的无尽焦虑，更是对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的苦苦支撑。
那即将入库的十五万两罚银，对于广袤的大明疆域、对于嗷嗷待哺的边军将士、对于遍地烽烟的起义战场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是这末世王朝里，一抹转瞬即逝的微光罢了。
：（）重生之大明崇祯，我不上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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