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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操作，虽短期内让国库稍有充盈，但其潜藏的弊端很快便暴露无遗。
纵观中国古代史，真正称得上盛世的时期寥寥无几，拿得出手的不过是“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期”
“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以及“康雍乾三代”
这几个大一统王朝缔造的治世。
其余时期，要么盛世转瞬即逝，要么深陷战乱纷争。
耐人寻味的是，亲手终结这些盛世的，恰恰是曾开创或延续盛世的帝王：汉武帝晚年的“穷兵黩武”
耗尽国力，唐玄宗后期的“骄奢淫逸”
引发安史之乱，而摧毁中国古代最长盛世的，正是自诩“十全老人”
的乾隆帝——这一切的祸端，皆始于“议罪银制度”
。
议罪银制度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以钱赎罪彻底破坏了国家法律的公正性，官员们有恃无恐地违法乱纪，清廷腐败愈发严重，甚至形成集团化腐败趋势；2“羊毛出在羊身上”
，官员为筹措议罪银，只会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与商人，直接导致社会动荡，乾隆后期民变接连不断；3官员录取逐渐以敛财能力、行贿多少为标准，行政能力被抛诸脑后，政府官员素质大幅下降，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
而类似的“罚银抵罪”
，在明朝也早有先例。
当时朝廷缺饷，嘉定伯夫人又大闹后宫，崇祯帝虽震怒，却不便诛杀嘉定伯一家，于是采纳温体仁的建议，将明朝旧有的罚银制度变通，以罚抵罪。
这样一来，既充实了国库，又保全了嘉定伯一家，也给了崇祯帝一个台阶下。
经过一个时辰的缓和，又喝了一壶茶水，崇祯帝的心情渐渐平复，怒气也消了些。
他深知，嘉定伯一家毕竟是皇后的娘家人，如今已将皇后的弟弟关进北镇抚司，多少还是要给皇后留些颜面。
其实崇祯帝很清楚罚银制度的弊端，可这一制度自明朝中后期便已存在，朝中官员到地方官员，牵扯其中的多达数千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
1955年，四川洪雅县一座明墓出土了一批银锭，多件银锭上刻有铭文，其中就有“赎罪”
“赃罚”
类银锭，比如“犯人周明钦罪米伍拾石民纸壹刀共银贰拾伍两壹钱贰分伍厘银匠陈中”
“龙溪县犯人蒋初郭义原侵正德八年分盐钞银重十两八钱正银匠刘承一”
。
1986年，浙江余姚明代袁炜墓也出土了一件“赃罚银”
锭，铭文为“巡抚直隶监察御使臣周京谨进天工赃罚银伍拾两正江宁县县丞张中立吏匠王正心银匠丁文”
。
此外，《明万历实录》二十九年记载的进税名目中，既有税吏张晔进“赎罪银”
、沈永寿进“罚赎银”
，也有李敬进“赃罚银”
、陈增进“赃银”
、暨禄进“赃赎银”
等记录，当时每年入库的赃罚银就有十七万两。
由此可见，明代中叶以后，以银抵罪、折罚赎罪已成为普遍现象，且涉及的收纳范围极广。
这种皇室与官府敛财的手段，看似让获罪官员、皇室、官府各取所需，一派“和谐”
，实则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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