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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三变，褒曰“技巧”
贬曰“奸诈”
一个叫欧阳兆熊的湘人，在曾国藩居京期间两人曾一度同寓，有一次曾国藩得了大病，还多亏了这个人的护持料理，算得上挚友。
以后多年间两人仍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间不能说不了解。
就是这个欧阳兆熊在一则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
，是就他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而言。
在为官方面，欧阳兆熊说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
，言其刚也；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
。
这大致符实，唯“挺经”
之说，其义未必准确。
1.从京官到申韩
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
与“检身”
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
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
军务后又变而为申韩，也非虚枉。
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他俩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学。
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兵后确是执严刑峻法的。
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
、“莠民”
，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
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
，对“案犯”
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
，几个月间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因此落了个“曾剃头”
、“曾屠户”
的骂称。
如果说，他对“匪类”
的镇压什么时候也未曾手软过，所谓“变”
，主要应从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着眼的话，那么，他出山办团期间在处理与湖南地方官员的关系上，不是也不惮攘臂越俎，采取刚硬的手段吗？
2.再次夺情出山
曾国藩的再次“夺情”
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
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这是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段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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