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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要“纯用重典”
，认为非采取“狠”
的手段不能为治。
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
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的土匪严刑拷打，任意杀戮。
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
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
之道，在这个时候得让位于“严峻刑法”
的法家思想。
曾国藩的“变”
字功夫，好像是对他其它功夫的反动，其实不然，儒道两家都提倡“变化”
，荀子有“逆取之法”
，强调的就是“变”
；庄子说：“化则无常。”
即顺应变化就不执滞常理。
做事如果不善变化，是很难成功的。
变化是权宜之计，也是应对之策。
3.做官倾向“清静无为”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写信给魁联，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10天之内已处斩了5个人。
世风不厚之后，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恶人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子视同无物。
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
因此，哪怕只能起一丁点的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
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
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在为官方面，地位越高，越倾向于“清静无为”
的老庄思想。
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
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
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
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时期，曾国藩有不同的应对办法，说明他善于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充实“变”
字功夫。
后来容闳称曾圉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
。
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人物之一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凡是成大事者，均有识时务、谋深计的功夫，这是他们成功的两大砝码。
初尝成功的甜头就忘乎所以，不栽跟头才怪；一受打击就没劲了，摸着眼泪暗自叹息，这种人也成不了大业，因为泪眼朦胧，物象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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