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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后天性”
的影响，亦成为地域文化小说所关注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汉书·地理志》中对自然环境影响人种作出了精辟分析：“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
而按地域的自然环境条件来区别人种性格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域人种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准则，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就是这个道理。
而地域文化小说对自然景观、气候、风物、建筑、环境的描写情有独钟，它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地域文化小说的美学表现力。
再者，地域文化（Local Culture）则是地域文化小说的根本。
如果前两者只是地域文化小说形成的外部条件，而“地域文化”
则是地域文化小说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
不是指那种狭义的文化，而是泛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心理、风俗等各个层面的一切制约人的行为活动的、内在的人文现象和景观。
无须列举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地域文化小说创作所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人文哲学汁液，就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地域文化小说所折射出的人文光芒，已然是一道绚丽多彩的文化风景线。
鲁迅的地域文化小说以其璀璨的人性内涵与愤懑的人文情绪，铸造了“五四”
小说的民族文化之魂，那种对民族根性振聋发聩的灵魂叩问，可说是唤醒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时，亦以其强大的哲学文化批判的思想穿透力，奠定了二十世纪小说以文化为本、以文化为主体构架的文本模式，尤其是地域文化的文本模式。
当然，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地域文化小说创作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地域小说中的文化消长，是随时代的创作风尙而变化的。
但是，无论怎么变化，作为地域小说的母题，其文化内涵是抹煞不掉的，它已经成为一种小说创作的固态心理。
从地域人种（由大到小的地理意义上的居群集团分类）、地域自然（由区域划分的自然环境景观）到地域文化（由表层的政治、经济、历史、风俗等社会结构而形成的特有的民族、地域的文化心理），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美学特征，在整个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文学长河中，呈现出了最为壮观的小说创作景象，它无疑成为本世纪异彩纷呈的艺术景观中最为灿烂夺目的一束奇葩。
二十世纪从鲁迅开始的地域小说跋涉，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它强烈的地域色彩。
鲁迅笔下浙东人种、环境、文化的风俗画描写几乎为“五四”
文化小说奠定了它不可磨灭的地域文化胎记。
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们的面影既是充满了浙东人个性的“这一个”
艺术典型；同时也力透纸背地刻画出整个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共性特征。
鲁迅从外部和内在的两个端点展开了地域文化小说创作的作家悲剧心路历程。
沿着这条地域文化小说的轨迹，一大批“五四”
以后的小说家们着眼于对悲剧性的文化内涵揭示，以期来完成“五四”
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母题。
鲁迅说“已被故乡所放逐”
的蹇先艾和许钦文都是用“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
的乡土小说作家，一个是从老远的贵州走近文化圈的作家，他的《水葬》、《在贵州道上》可谓地域文化小说的佼佼者，可惜他的作品甚少；一个是浙东乡土地域的描摹者，他的《疯妇》、《鼻涕阿二》与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的风格之所以受到鲁迅的称道，正是在他们的地域风景、风情、风俗的描写背后，透露出了“五四”
文学悲剧文化的人性色彩。
另外一位备受鲁迅青睐的作家是台静农，他的小说之所以被鲁迅称为“优秀之作”
，首先是它的地域性的描写，然后是那“孤独”
的人性文化内涵的力度：“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位作者了。”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台静农的《天二哥》、《吴老爹》、《蚯蚓们》、《负伤者》、《烛焰》虽多为短制，但其在风俗人情的背后所释放出的深刻哲学文化内涵是一般“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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