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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每于引见时必执笔标记，详视熟察，虽有碍于观瞻而不顾者，即为知人其难一句！”
这表明他对任免官员的高度谨慎。
这种引见官吏记载的做法，一直是乾隆识别官员的最直接途径。
为此，他还说道：“记名道府，用朱笔记载，乃皇考世宗宪皇帝留意人材，以便随时录用，实属法良意美，所当永远遵守。”
乾隆大帝对官员的评价很多，在《清实录》中也有许多乾隆引见官员之后的评语，如评马腾蛟：“结实有力，将来有出息”
；评额鲁札：“忠厚本分，人似结实”
；评屠用中：“人亦可有出色，道员似可。”
还如在十七年，新任直隶景州知府侯珏被引见，乾隆大帝评他为：“观其人，似小有才而无实际，未可保其胜任无误。”
在南巡期间，乾隆也比较重视对官员政绩的考察，他还特意用朱笔记作“官员记载片”
。
在第六次南巡时，与前来迎驾的江西巡抚郝硕交谈后他发现郝硕对属员情况竟茫然不知，并且在地方事务中也没有什么建树，便立即罢了他的官。
清朝知府属于四品官，是“亲民最要之职”
，掌领数县，兴利除害、决讼检奸。
乾隆大帝以为知府一职承上启下，是州县官学习的榜样。
并且他还认为如果知府精明能干，熟谙政事，即使州县官平庸无能，也可以被激发起奋力向上之心。
若是知府懦弱无能，驭下无方，州县官也会苟且偷安，荒废政事。
同时，州县官由于职位卑下，无权被皇上引见，其到底如何还得靠知府去检查监督。
于是乾隆不断强调：要选娴于政务的人担任知府，并且在任用知府一事上非常谨慎小心，恐怕失察，而贻害地方。
乾隆大帝也知道，以引见的方式来考核官员，仅凭他们的容貌形象和临时的神情应对，只能获得粗浅印象。
为此他说“甄核于奏对之时，类乎皮相。”
但作为一种差强人意的方法，他仍认为通过引见，“人材大概，差无遁形，自临御至今四十一年，简阅已多，亦颇十中八、九”
。
为了弥补引见时临时考核的缺点，他还常辅以进一步的调查。
乾隆三十一年，新任江西袁州知府唐灿引见，被乾隆评为，“看其人，甚懵懵，于地方政务恐未谙悉”
。
由于对此人实在是不放心，他便命令江西巡抚吴绍诗留心考察唐灿的政绩并指示说：若唐灿“实在难以胜任，即行具折奏闻，无得稍存姑息”
。
乾隆大帝深知掌握任免大权的皇帝对吏治的好坏起着关键作用，责任之重大让他自己都感觉头疼。
他说：“但人才自昔为难，即如州县等用科目出身之人，原为伊等读书苦攻数十年，始博一官，是以按资铨叙。
每于引见时，有年力衰迈之员，欲不用则弃置甚悯，用之贻误地方，不得已令其改教。
在伊等摈而不用，则未必尽皆心服。
若使强强夺理，方谓一见何以决其不能胜任，究亦难与辨晰。
其实衰庸弱茸之员，断不能膺民社重寄，即未经扣除而将就录用徐观其后者，亦不知凡几矣。”
这一段话也道出了乾隆大帝在任免官吏上的苦衷实在不少，使他只能尽力而为，任免之中也难免有不妥之处。
总之，在乾隆大帝通过各种方法，长期考核甄选下，为清政府培养了一批能干的官僚。
依靠着他们，乾隆朝达到了统治前期、中期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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