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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中旬,即处置鳌拜前月余,康熙便采纳汉官建议,举行隆重的太学祀孔活动。
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在宫中致斋数日后,在诸王大臣陪同下亲往太学祭奠孔子牌位,行三跪六叩大礼,并至彝伦堂听满汉祭酒司业等讲《易经》和《忆经》等精义。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还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进一步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将道统和治统完全统一起来,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
历代圣贤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
,表明自己以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决心。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归途经过山东曲阜,特地到孔庙祭奠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御书“万世师表”
额悬挂大成殿中,决定重修孔庙树立孔子庙碑,并亲自撰写碑文“以昭景行尊奉至意”
。
这些崇孔活动及康熙从中表现出的至诚态度,无疑使汉族士大夫倍觉亲切,甚至颇为感动。
不仅是搞尊孔活动,康熙还采取了一系列尊崇儒学的实际举措。
康熙亲政以后,仪制员外郎王士祯等人再次请求恢复八股取士旧制,康熙便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
为号召,满足汉族士大夫的要求:“此后照元年以前定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试。”
这些举措,对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朝野史大观》甚至有“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
之说。
与此同时,康熙还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经筵日讲活动。
首次经筵日讲在瀛台举行,由国史院学士熊赐履主讲。
日讲活动始于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由翰林院满汉学士充任,同年八月起又让日讲官兼起居注。
由于日讲起居注官员与皇帝接触最多,因而很受信任,升迁也快。
根据有人统计,从康熙十年四月到二十三年九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前,共有42位汉人担任此职,其中江南(今安徽、江苏两地)人最多,有18位之多。
如果按广义上的江南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湖南、湖北)等地,即有32人之多,占总数的75%以上。
说明康熙在南巡前已对江南士大夫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为日后江南地区士人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贵的是,康熙学习非常认真。
每天上朝听政之前,五更天即起床诵读,傍晚处理政事完毕后又继续讲论琢磨,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仍不愿停止。
每逢外出巡视或到南苑游猎,也从不辍学,必令讲官随从,以便随时讲论。
他在听讲过程中有疑必问,尤为询问熊赐履为多。
更可贵的是,康熙学习儒家学说特别注重实际,反对溢美之辞和那种照本宣科、于经史精义不加研究印证的传统进讲方式,主张“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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