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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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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八年（612）正月辛巳（初一），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今北京），总计达一百一十多万人，号称二百万。
这么军队在辽东一隅其实无法展开，也用不着，反倒徒然增加了后勤供给的困难。
隋炀帝亲征还带着后妃宫女、公卿百官及僧尼道士、仪卫鼓吹等，这哪里像是打仗，简直是在演戏。
如此兴师动众又如此滑稽的征讨，也有人以为不可，并出来谏止。
如右尚方署监事耿询随车驾至涿郡时，即上书称：“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
隋炀帝见书大怒，要拿耿询问罪，幸何稠苦谏才得以免。
给事中许善心也进谏隋炀帝不必御戎东讨，结果也“忤旨免官”
。
术士庾质被召到临渝宫（今河北抚宁县境）行在所，问以吉凶，隋炀帝问：“朕承先旨，亲事高丽，度其土地人民，才当我一郡，卿以为克不?”
庾质回答：“以臣管窥，伐之可克，切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
隋炀帝听了很不高兴，板起脸孔说：“朕今总兵至此，岂可见贼而自退也!”
庾质于是分析说：“陛下若行，虑损军威。
臣犹愿安驾住此，命骁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
其所分析可谓切中时弊，很有道理，但隋炀帝主意已定，根本听不进半点谏言。
隋炀帝任命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前敌总指挥，从军事指挥员的角度，段文振也同意庾质“出其不意，事宜在速”
的战略思想，而不同意隋炀帝的耀武示威的战术。
辽东地处塞外北方高寒地带，冬季严寒无法出兵，从时间上讲只有半年用兵时间，且夏季多雨，道路泥泞，行军住宿扎营都很不便，加上路途遥远，以牛车人力运送军需困难，若不速战速决则自己就会陷于被动。
开皇十八年
（598）杨谅出师就因天时不利，“霖潦疾疫”
，“馈运不继，六军乏食”
，三十万大军尚未接战即自行溃散，是为前车之鉴。
由于天时地利不在隋一方，人海战术派不上用场，人再多也斗不过老天爷，所以段文振认为宜出奇兵，星驰速发，水陆俱进，直取平壤。
可惜段文振在行军途中病死，未能贯彻其战略战策，实际最高指挥者正是不顾天时地利人和头脑发热的隋炀帝本人。
隋炀帝根本没有认真考虑战役的战术问题，在完成了一切调动之后，于大业八年（612）正月壬午（初二）正式下诏宣布讨伐高句丽：
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
提封所渐，细柳、盘桃之外，声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
还至迩安，罔不和会，功成治定，于是乎在。
而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犷之境。
虽复汉魏诛戮，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
萃川薮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亡征已兆。
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匿怀奸，唯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授，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垂，亟劳烽候，关析以之不静，先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伐，已漏天纲，既缓前擒之戮，未即后服之诛，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
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遂复夺攘琛赆，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退祸。
翰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繁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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