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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辑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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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全境两三个月内即全部归属隋朝，于是南北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了。
然而大一统实现后，隋文帝即面临巩固统一的新问题。
六朝在江南割据近四百年，大江南北各方面的差异很大。
也就是说，必须在消弭政治与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统一，这是一件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事业，武力和简单粗暴的高压政策无济于事，并不能安定江南政局。
如何施以恩惠，感化旧陈民众，清其反侧之心，调和南北人士的感情，以促进文化合流，巩固统一局面，则是比军事征服更复杂的问题。
晋王杨广在平陈凯旋班师回朝受赏有加之后出镇并州，重新肩负起监视和抵御北边突厥的重任。
开皇十年（590）二月庚申（初二），隋文帝亲临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巡视，至四月辛酉（初四）才从晋阳回到长安，居晋阳长达两个月之久，足见其对北部边防的重视及对次子杨广的器重。
旧陈江南之地则交由三子秦王杨俊经营治理。
杨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
为了更好地控制江南，隋文帝下令在江北筑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新城，并下诏将建康城邑宫室夷为平地，“平**耕垦”
。
而在原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地方置蒋州，蒋州之名则因石头城外蒋山（今钟山）而取，六朝故都的建康城，自此成了隋朝版图内的一般州县了。
然而，要统治江南，绝非是捣毁一座城堡所能奏效，巩固统一的局面，更非轻而易举之事。
这时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已有了很大发展，许多方面南方并不比北方差，与三百年前西晋灭吴时相比，情况要复杂多了。
南方地方势力除根深蒂固的吴姓门阀朱、张、顾、陆外，还有侨姓门阀王、谢、袁、萧等。
在江南腹地由于几百年来不断地开发，又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地方豪族，他们遍布于浙东闽中山地、赣江湘江流域及岭南广大地区。
这些“溪洞酋豪”
早在梁陈之际就趁乱起兵割据州郡，控制了地方政权，陈朝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他们和三吴门阀共同形成了江南强大的地方势力。
隋出兵平陈之时，江南门阀和各地豪族并没有进行有力的抵抗，他们对腐朽的陈朝灭亡并不在乎，视为一般的改朝换代，政权属于陈氏，还是杨氏，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对于他们来讲，并无多大关系，这也是隋得以迅速亡陈的重要原因。
江南豪族关心的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是否能保持延续，希望在新朝可照样做官。
如果隋文帝能让江南豪族享有关陇世族同样的社会地位，承认各地土豪统治地方的权力，则这些人就可能成为隋王朝的支持者。
然而，隋文帝灭陈后推行的是“关中本位政策”
，对江南人士采取了排斥鄙视态度。
陈亡后，其宗室诸王“并配于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
，生活极其艰辛。
陈将相大臣除少数人给予通直郎、秘书丞之类小官，让他们参与一些制礼作乐、粉饰太平的活动外，都未加以重用。
隋灭陈，南方王、谢及朱、张、顾、陆等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西魏北周的官爵仍可荫及后代，而江南人士却被剥夺了一切政治经济特权。
开皇十年（590），隋文帝又令“江表依内州责户籍”
，在江南检括户口，收夺世家大族的荫客及其不税不役等经济特权，使江南豪族拥有的大量依附人口、部曲成为国家的编户。
在任命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的同时，隋文帝又在江南置吴州、洪州、广州、桂州、潭州、永州、杭州、循州八个总管府，任命关陇人士为总管，陈时旧地方官一律革职，“牧民者尽更变之”
，并一律改委北人，这又使江南经过多方钻营而获得官位的庶族地主，也犹如丧家之犬。
隋文帝还重新整顿北魏孝文帝以来北方就已建立的乡里基层组织，重新编组基层社会，以加强对南方的控制。
开皇九年（589）四月的“太平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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