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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曹操拥汉扶汉而不篡汉的话说得太多了，实在是不便自食其言。
这类话，如从兴平二年（195）《领兖州牧表》算起到建安十八年（213）《上书谢策命魏公》，讲了近二十年；直到建安十九年（214）“位在诸侯王之上”
以后，才不再说了。
这已表明他的内心深处正在起变化。
所以，窃以为《自明本志令》类的说辞虽曾起过稳定人心的作用，但却束缚了其后来的行动。
第四，不愿把自己同刘备、孙权摆在同等地位上。
天下三分之势已成，但汉天子仍是汉室的象征、统一的象征，如果自为天子而废汉，不仅给刘备、孙权等以口实，而且在客观上无异于承认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无异于把自己同他们置于同等地位。
这样做是自己把自己降到了一方政权的位置上，显然这对自己仍有很不利的一面。
所以当孙权上书“称说天命”
时，他便不无诙谐地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
正如司马光所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
尽管如此，曹操的内心，至少从封王以后，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建安二十四年（219）在洛阳构筑建始殿，不妨看作是他准备走向最后一步的明显表现。
至于这一步是由自己还是由儿子去完成，那是要看形势来定的。
可以断言，如果身体健康，天假数年之寿，他会亲自完成这一步的。
也可以断言，正是因为他有了一些准备以魏代汉的表现，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等才会乘孙权上书之机劝进：
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
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
。
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
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夏侯惇说得更直接：
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
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
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
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说的话并非虚辞，汉室的确是只有一个名号，曹操僭而代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曹操听了陈群、桓阶、夏侯惇的话以后，先是引用孔子的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自我解嘲；进而根据当时的形势，可能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周文王生前未能灭商，其子武王姬发抱着他的牌位伐纣，终将殷商灭掉而代之。
可见，曹操的意思很明确：上天已经允许我做天子了，但这最后的一步，让我的儿子去完成吧!由此，更可进一步断言正是曹操在现实和舆论上都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他死以后，他的儿子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十分顺利地登上天子宝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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