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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的比庄子更多，判断力自然也比他更强。
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在1963年发表过一篇经典的论文，研究道德准则的生成过程，提出人的道德标准的形成要经历六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小孩子是以行为的后果作为是非的标准，判断一件事是对是错，取决于做了这件事之后是会被奖励还是被责打；第二阶段，自我中心开始形成，判断是非的依据就是单纯的个人好恶。
这两个阶段被称为“前道德水平”
，意味着道德标准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到了第三阶段，小孩子开始重视别人的态度和利益了，知道了能让别人高兴的事也是好事，尽管这件事情不一定对自己有利；第四阶段则有了责任和义务的意识，乐于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认为凡是遵纪守法的行为都是好的。
这两个阶段被称为“遵从习俗角色的道德水平”
，《悲惨世界》里的沙威看来就停滞于这个阶段，没能继续发育下去。
沙威如果能把道德水平发育到第五个阶段，就会承认这社会上既有合法而不合情理的事，也有合情合理而不合法的事，至少某些法律比另外一些法律更好，遇到冲突的时候不妨遵循某种特定的程序寻求对法律的一些改善，对冉·阿让就不会那么紧逼不舍。
我们普通人比沙威强一点，但也只能达到第五阶段。
在第六阶段，良知完全凌驾于任何社会习俗与法律法规之上，柯尔伯格认为只有一些伟人，比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道德感才发展到了这一阶段。
这两个阶段被称为“自我接受准则的道德水平”
，是人类道德标准发展的顶点。
并且，这六个发展阶段是不可能被跨越的，也就是说，一个正处在第一阶段的小孩子，无论你怎么教育他，他也不可能不经由第二阶段而直接跨入第三阶段。
柯尔伯格尤其强调的是，这六个阶段分别都是独一无二的道德推理方式，而不是小孩子在一步步地加深着对成年人道德观念的理解。
[18]（劳伦斯·柯尔伯格，1963）
后续研究不断证实着柯尔伯格的理论，并且确认了它的普世性。
那么，我们就基于柯尔伯格的研究来回答庄子：是非观念的具体内容的确是“社会”
的，但其形式却是“自然”
的，也就是说，一个生活在三千年前的埃及人和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尽管是非观念很可能大相径庭，但这些观念的形成过程却不会有什么两样。
并且，只要不否认人类是一种群居生物，那么是非观念就必然会按部就班地形成，而无论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这就意味着，当庄子主张恢复到自然状态并伸张人性的时候，这个自然状态其实是反自然的，这个人性其实是反人性的，这就是他的观点注定行不通的原因。
而那些所谓庄子逍遥思想的践履者，肯定都是先把庄子打过折的，纯粹庄子式的逍遥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包括庄子自己。
这也就回应了上面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如果现实生活中当真有人做到了庄子式的逍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倘若我们考虑得世俗一些，其最佳答案或许就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轻”
就是一种逍遥，托马斯不受女人所累的“性友谊”
，萨宾娜连祖国和家庭都没有的无拘无束，可正如书名所示，轻，终于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东西。
当然，托马斯和萨宾娜的“轻”
虽然在世俗意义上颇似庄子的“逍遥”
，但庄子无疑比他们彻底得多。
至于逍遥的典范人物，庄子也许真的见过，他在《逍遥游》的后文里，借着肩吾和连叔的一段对话，把这样一个人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
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不食五谷，吸风饮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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