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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研究如何通过数学方式表现第七章中提到的“奈特式不确定性”
的学者。
实际上，这种多重先验理论也是为了表现“奈特式不确定性”
而提出的。
伊扎克·吉尔伯阿和大卫·施迈德勒准备了五种与人们行为选择相关的调查问卷，从数学角度证明了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人“与心中按照多重先验进行决策的人是相同的”
。
这是对前文介绍的弗兰克·安斯库姆和罗伯特·奥曼提出的主观概率理论进行改进后的理论。
通过这一理论，确立了多重先验概率理论的可验证性和可操作性。
针对心中拥有多重先验判断的人，伊扎克·吉尔伯阿和大卫·施迈德勒提出了一个设想，先是计算按照多个概率模型实施行动时的结果，也就是收益期望值，然后在此基础上运用第三章介绍的最大最小准则进行决策。
比如某位决策者在面对从未处理过的复杂事件时，内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先验判断：第一种是“发生X的概率为0.7，不发生的概率为0.3”
；第二种是“发生X的概率为0.4，不发生的概率为0.6”
。
这令他一时难以抉择，缺乏选择其中一种的自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X后，这位决策者可以得到100万日元，那么他是否应该冒着付出60万日元成本的风险去做这件事呢？关于这一点，应该如何进行判断呢？在选择具体落实这一行动时，当发生事件X后，他会赢得100万日元，扣除成本后，盈利为40万日元。
另一方面，如果不发生X，他投入的60万日元就会付诸东流。
对此，决策者的内心存在着这两种先验考虑，无法做出倾向于其中某一方的选择。
因此，针对行动带来的利润评估也存在着双重结果。
对此，伊扎克·吉尔伯阿和大卫·施迈德勒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使用最大最小准则，分别计算两种先验状态下的期望值（概率平均值），并选择较差的一方作为评估标准。
在上文提到的例子中，做出实施行动的选择时，第一种先验判断的期望值为10万日元（100万日元×0.7-60万日元），第二种先验判断的期望值为-20万日元（100万日元×0.4-60万日元）。
应该选择两者之中较差的-20万日元作为保底值。
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任何行动时的利润为0万日元（保底值），大于采取行动时的保底值-20万日元，由此可以判断，该决策者不应采取任何行动。
这种多重先验判断是在人们缺乏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信心时产生的。
伊扎克·吉尔伯阿和大卫·施迈德勒从数学角度固化了其运用机制。
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应该如何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呢？
多重先验理论发挥作用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平时积极培养利用多重先验理论进行思考的习惯；二是坚持认为人们是在多重先验理论的支配（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下实施行动的，并积极利用这一特点，充分发挥其在自己决策方面的作用。
下面，我将就第一个作用进行说明。
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一般都无法掌握大量、准确的信息。
如果有某些统计数据还好判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判断都是缺少足够的信息支持的。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还要面对决策的压力。
虽然受困于信息太少导致缺乏自信是客观存在的事情，但是与就此放弃努力不做任何预测相比，我们应该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缺乏自信的实际情况，养成利用多重先验理论思考的习惯。
这是因为与放弃预测相比，多重先验理论有利于我们进行更为有效的思考。
在明确了第一个作用后，我将对第二个作用进行说明。
如果人们是在多重先验理论的支配下进行决策的，那么就可以对他们行为样式中存在的看似不合理的部分给出合理的解释。
不仅如此，有时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理解问题的视角，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
也就是说，用多重先验理论来“解读他人的行为”
，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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