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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男孩都穿着牛仔裤——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有点太硬，裤脚向上卷起——和T恤。
唯一一件有标志的T恤是戴尔·斯图尔特最爱的童子军制服。
劳伦斯和哈伦爱穿旧的幼童军制服，虽然这几件衣服已经洗得又软又短，至少对吉姆·哈伦来说，那件褪色的蓝T恤袖子都快遮不住手肘了。
穿设计师品牌的衣服——除了牛仔裤纽扣上隐藏的“Levi”
字样以外——这种念头恐怕会让榆树港的男孩和他们的父母惊得目瞪口呆。
至于夏天的鞋子，榆树港的男孩们一般穿帆布鞋或者高帮鞋。
当然是旧的。
很旧。
几乎每双鞋子都会露出短袜和脚趾。
杜安·麦克布莱德是唯一的例外——这位胖男孩身上有太多例外——因为杜安一年到头都穿着他那双古老的黑色高帮运动鞋（还有褪色的灯芯绒长裤和法兰绒衬衫，哪怕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换）。
值得一提的是，榆树港的所有男孩都会严格区分“上学穿的衣服”
和“玩耍时穿的衣服”
，就连最穷的麦克·奥罗克也不例外。
麦克家唯一的室内水源是一台手压式水泵，哪怕最寒冷的冬夜，他们家的人也只能去屋子外面方便（那地方就在鸡舍旁边，所以每到炎热的夏天，聚在鸡舍里的自行车巡逻队就倒霉啰）。
大部分孩子不会穿牛仔裤去上学，就算穿了，他们也会套一件有领子的衬衫，下摆规规矩矩地扎在裤子里面。
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双上学穿的牛津鞋——虽然老旧破烂，但每年总归有那么几次会擦得亮闪闪的，就像孩子们自己一样。
只有杜安·麦克布莱德每天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和黑色的运动鞋。
榆树港男孩夏天穿的全套行头大概只值4.5美元——前提是他穿的牛仔裤、T恤和帆布鞋（或者高帮鞋）都是新的。
谴责商业主义未免显得陈腔滥调。
（但我喜欢1947年的电影《34街奇缘》里的一段台词，年轻的阿尔文·格林曼饰演的微胖清洁工阿尔弗雷德对埃德蒙·格温扮演的正牌圣诞老人说：“没错，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糟糕的‘主义’，但其中最糟糕的是商业主义。
赚钱，赚钱。
哪怕你走到布鲁克林也一样——没人在乎什么圣诞精神，大家满脑子都想着赚钱、赚钱。”
）
那是1947年。
要是阿尔弗雷德——和圣诞老人——有幸目睹21世纪的“商业主义”
，他们恐怕会惊掉满嘴假牙。
我在公立学校任教的十八年里（以及后来），尼尔·波兹曼一直是我在重大教育问题上的精神导师。
他是一位作家，也是媒体和文化批评家，更是不知疲倦的人道主义者。
虽然波兹曼已于2003年逝世，但对于技术和文化变革对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孩子——造成的影响，他的看法依然鞭辟入里。
1971年，我正在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准备当一名老师，波兹曼出版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不理解他的人觉得他是个60年代的激进分子。
几年后的1979年，波兹曼在后60年代的喧嚣中撰写了《作为保护活动的教学》，这一次，在不理解他的人眼里，他又成了里根式的保守派。
尼尔·波兹曼本人比这些误贴的标签深刻得多。
他理解了安德烈·纪德那句被人遗忘的宣言——“真正的教育只可能来自那些和你格格不入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波兹曼理解了——并对此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阐释——成年人（和孩子）心目中的“童年”
实际上是一个晚至18世纪末才诞生的空间、地点和概念，而且到了20世纪末期，所谓的童年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作为一个画家兼美术爱好者，我相当理解波兹曼提出的前面半句话——数百年来，油画和肖像作品中的儿童形象比例都严重失真，至少在19世纪以前，情况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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