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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不到一年，慈禧就将支持维新变法的汉臣和帝党清除殆尽，重用王室宗亲和满人。
朝中大臣之间的钩心斗角、拉帮结派越来越明显，对权与利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在戊戌政变中大捞好处的无疑是荣禄、袁世凯等人。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慈禧就擢升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控制京津地区，并掌控人事任免权。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外患，八月二十六日，慈禧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及袁世凯所部新陆军，统率督练各军。
十月二十四日，荣禄奏请练兵筹饷，将毅军、甘军、武毅军、新陆军整合起来，分前、后、左、右四军，各驻防地；荣禄自募一支中军，驻南苑安营操练，确保京畿安全。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日，荣禄在北洋新军的基础上创立武卫军，同时奏请奖励各军。
袁世凯的新陆军训练三年，卓有成效，经荣禄奏保，袁世凯因“勤明果毅，办事认真”
，奉上谕“着交部从优议叙”
。
新陆军则改称“武卫右军”
，拱卫京津。
事实上，政变后的满汉矛盾、新旧矛盾、朝廷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彼此交织，异常突出。
后党内部，荣禄与刚毅在军机处明争暗斗，对时局影响甚大，紧紧追随荣禄的袁世凯也受到波及。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山东巡抚张汝梅被参劾。
围绕此事，荣禄、刚毅两派针锋相对。
正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秉和率先发难，参劾张汝梅奉职无状，纵容义和团，并含沙射影地攻击荣禄。
在奉旨回奏时，陈秉和更明确指出，张汝梅与荣禄“相交甚密，至其往来交通，事情暧昧”
。
参劾疆臣，牵连枢臣，显然事有根源，其幕后主使便是刚毅。
对此，荣禄进行了反击，陈秉和随后遭到上谕严厉斥责：“荣禄由西安将军于光绪二十年八月来京，张汝梅于二十一年正月由陕西臬司简放陕西藩司，其护理巡抚则在是年四月，斯时荣禄早已在京供职。
所称往来交通情密，更可不辩自明。
即使近在同城，亦安见即有密交暧昧之事？”
因“信口捏造”
，陈秉和被传旨“申饬”
。
但陈秉和的奏折中还有一条是批评张汝梅派差时任用子侄亲戚，如“袁保纯之委铜山盐务，袁世敦之委带营务”
等，指责他们“狼狈为奸”
。
袁世凯因叔父袁保纯、弟弟袁世敦而牵涉其中。
朝廷派户部右侍郎溥良（6）查办此案，经过多日细查，溥良奏称，张氏所说“尚无不合”
，“唯该员等究系该抚子侄之亲戚，虽例无应行回避明文，该抚当援照李秉衡（7）成案奏明请旨遵行，似不应遽委差缺致招嫌怨”
。
言外之意，张汝梅还是有任用私人之嫌。
如此一来，荣禄与刚毅打成平手，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只意味着斗争将继续下去。
此案牵涉荣禄、袁世凯甚至李鸿章，清廷内部开明与守旧阵营的对立不言而喻。
奉旨前往山东查案的溥良也属刚毅一派。
二月初三，朝廷将长期在山东做地方官的署理江宁将军毓贤调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开缺听候查办。
后经溥良复奏，称张汝梅在山东巡抚任内，于捕务（惩办义和团）、赈务、河务办理未能尽善，虽无废弛、欺饰情形，但用人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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