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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不少人开始厌倦了国内的争斗，去寻找更大范围的、似乎也具有更靠得住的价值坐标的战场，他们涌向中越边境，要求参加“抗美援越”
，有的跑到缅甸，成为缅共游击队员，还有些人盼望与苏联开战，以便有机会表明自己的“忠心”
。
然而，他们终于发现，历史似乎注定他们只能是平凡、渺小的一群，轰轰烈烈、伟大和万古流芳早已不属于他们，自虐的自我悲壮感在下一瞬间立即变味，成为荒唐、无聊和滑稽。
当人们从热烈的、煞有介事和庸人自扰的群体氛围中退出来，便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和一无所有。
这一代人的情结中，永远交织着摆脱群体意识之后的轻松和对孤独的沉重的畏惧，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纯真和激昂，为过去时代的音符而击节、而泪如泉涌。
人生最大的不幸，在讲现实的中国老百姓看来倒不是无法为一个伟大理想而献身，而是老来孤独。
这种不幸还不光是在现实生活中孤苦伶仃，无人照顾，而且更在于“断了香火”
，死后无人供奉，化为“孤魂野鬼”
，从此永陷孤独。
人们常说，中国人重生轻死，重人轻鬼，注重现实生活。
其实不如说，中国人留恋、注重的是群体生活。
“好死不如赖活”
，并非因为活着比死了受的痛苦少，而是因为只有活着，才有与周围人相聚的现实可能。
至于对死后究竟会怎样，中国人其实还是看重的，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101]。
我的一位乡下亲戚三十多岁就已为自己和老婆置下了一对棺材，每日摩挲拂拭，常常还躺进去感受感受。
又见报载福建某县两位五十多岁身强力壮的夫妇，已为自己修建了两座水泥新坟，并气派十足地在坟前合影。
在中国，人有了钱最先考虑的是两件事，一是筑人世的居（盖房），一是筑死后的居（建坟），两者都是为了“有个归宿”
，免得孤苦伶仃。
这两件大事，加上嫁娶生养和一切人情往来，已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暴发户们有了钱为什么不投入扩大再生产？难道钱多了真会发臭吗？节制生育搞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中国人还是忍不住要多生多育，难道中国人真是“苦命”
“贱命”
，不懂得少生的好处吗？我在妇幼保健院等待我的独生女出世时，曾与一位三十来岁瘦骨嶙峋的农民交谈，他已生下五个女儿，每超生一个罚款两千元，家里已一贫如洗，但还想生一个儿子。
在他看来，女儿终归是“人家的人”
，只有儿子，才能使他一劳永逸地避免孤独，即接上自己的“香火”
。
在鲁迅的《祝福》中，曾写祥林嫂向人探问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问话的意思，并非像西方人那样关心自己个人灵魂的是否不朽、是否得救（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人“重生轻死”
），而是想知道这么一回事：“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只有当人世团聚的希望已绝灭了之后，人才想到了死；但在弄清死后能否团聚之前，也还不能毅然就死。
祥林嫂在人间遇到的是周围人一式的讥笑冷落，忍受着不堪的孤独；她作过种种的努力（“捐门槛”
等），想回到人间群体中来，但最终被当作“不干净的”
非人而拒斥在群体之外了。
不过，只要她能确知死后可以和她的阿毛在一起，她就会冒着被两个男人在阴间锯成两半的危险去死。
但没人能告诉她死后究竟会怎样，这才是她临死时最大的痛苦和疑惑。
尽管中国人在内心如此看重群体，需要合群，但奇怪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方面，中国人却习惯于和别人保持一个比西方人要远得多的距离。
儒家礼教森严的等级观念将人群划分为金字塔式的纵向等差结构，上下尊卑距离和男女“授受不亲”
一直渗透进各种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之中，当众拥抱和亲吻即使在夫妻和母子之间，也将超出中国人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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