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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婴幼儿的意识是建立在对别人(大人)的移情之上的,那么这种意识一旦产生,它就处处带有移情的色彩,它并不局限于和父母、和别人相互移入感情,而且凡是他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他都使之带上了自己的感情色彩。
这就是皮亚杰从统计学上归纳出来的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
。
一个儿童摔倒了,他以为是地在故意和他为难,要求对之进行惩罚;听到风在窗外呼啸,他就问:“风生气了吧?”
一个诗人想象得到的一切形象比喻,在儿童那里几乎都可以想象出来。
儿童之所以最喜欢观察动物、特别是与人接近的动物(如猴子),是因为他在这些动物的姿态、表情上,获得了自然的人化之最切近、最直观的证明,获得了他所构想出来的童话世界最生动的确证。
原始人或儿童的不自觉的移情和拟人化的倾向,随着文明的发展或儿童的长大成人而逐渐被扬弃、被压制和贬低,并被实用和科学认识的考虑排挤到后台去了。
然而,作为人类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深层体验的结构,这种倾向仍然隐藏在人的宗教的、道德的特别是审美的需求之内,经常地被人们所眷恋、所寻求、所发掘,仿佛它才是人类精神的真正家园。
的确,移情这一心理现象最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表演性特征。
物我、人己之间,构成了人类情感表演的广阔舞台;而每个人在其中,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还是观众。
移情就是“进入角色”
,只不过这个角色正是他自己制定的。
人按照自己情感的对象化方式来体验周围环境,同时又受到他自己体验出来的这个环境的感染和激发,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情感的悲喜剧。
而作为观众,他在自己的移情体验中第一次、亦即原始地意识到了人己、物我之间的畅通无碍,打破了个体内在的封闭性,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对象的圆融性之梦境……
移情在直接性体验的一瞬,跨越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成功地解决了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我思与我在的二律背反。
不用说,正是凭借这一心理上的奇迹,人类自我意识体验中的一切真诚、虚伪、自欺、羞愧和自居作用,才第一次有了可能。
移情是所有这些心理功能的土壤和润滑剂。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是移情的大敌。
科学从其历史来说,是从原始巫术、神话、宗教世界观和炼金术中一步步孕育出来的;然而从其精神实质来说,它是排斥情感、漠视体验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思维的)操作和技术,[54]即借用概念、符号、数字的媒介对某个客观对象在思想上进行间接的控制,而不是敞开全身心直接地去容纳、吸收和欢迎一个对象。
古希腊科学精神的兴起,很早就把移情和拟人置于一种低级、蒙昧的精神阶段之上,而将之排除在高尚的精神生活范围之外。
在这里,道德成为一种知识,政治成为“技艺”
(tekhne),美感被解释为求知欲望的满足,人的最高幸福则被归之于“理性的沉思活动”
[55]。
至于艺术和诗,希腊人一直将它视为一种“模仿”
,这种文艺模仿论一直要到两千年后的博克、休谟的“同情论”
美学以及李普斯、谷鲁斯的“移情论”
美学中,才暴露出其中隐藏着的移情的本质;而在此之前,它一直是以理性、科学的面目(要么如柏拉图所说,艺术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
,即准科学,要么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诗“比历史更真实”
,即超科学),高居于灵感说、表现论和天才论之上,俨然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的正统。
希腊人移情的心理功能主要在神话和原始宗教(如狄俄尼索斯教或俄尔甫斯教)中仍有完整的保留。
古希腊神话的神人同形同性正是拟人化的产物,它构成了古希腊文化的所谓“日神精神”
;古希腊文化的另一重要因素“酒神精神”
则体现在(狄俄尼索斯)酒神祭中的移情于万物这种精神狂欢之上,如尼采所描述的:
酒神的兴奋能够向一整批群众传导这种艺术才能:看到自己被一群精灵所环绕,并且知道自己同它们内在地是一体。
悲剧歌队的这一过程是戏剧的原始现象:看见自己在自己面前发生变化,现在又采取行动,仿佛真的进入了另一个肉体,进入了另一种性格。
……这里,个人通过逗留于一个异己的天性而舍弃了自己。
而且,这种现象如同传染病一样蔓延,成群结队的人都感到自己以这种方式发生了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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