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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文化研究也是这样，不能用哪一种教育模式作为研究的标杆。
正确处理主、客文化的关系也适用我国国内的教育研究。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研究民族地区的文化，研究主体就要充分考虑到和尊重研究客体的文化，要避免“大汉民族主义”
的文化观。
当然，要做到纯粹的客观性也是不容易的，正如埃德蒙·金所说的：“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科学的’研究中都带有主观成分——特别是研究像教育这种涉及个人的、和文化密切关联的东西。”
他主张在研究中两个主观都应该加入，即“在有关教育的辩论中我们自己主观的卷入；想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的人的同样主观的卷入”
。
[23]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教育现象时最好请客文化的研究者一起参加。
教育的文化研究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并不是持客观主义立场。
研究者本身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
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观念，也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在教育的文化研究中更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来取舍，以便能融入主文化中，即所谓本土化。
但研究时对客体的认识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不带有主观性、片面性。
五、教育文化研究中的文献研究和田野研究
教育的文化研究为了真实了解某种教育现象的文化背景，最好的方法当然莫过于田野研究，也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正如萨德勒曾经说过的，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物上，也不能仅仅盯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而是要深入学校之外的街头、家庭中，去寻求“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
[24]。
但是这种方法对中国学者来说比较困难。
一是语言问题，中国学者一般只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在比较教育的跨国跨文化研究中，语言就是最大障碍。
欧洲学者比我们有优越性，他们能掌握十几门语言，许多原殖民地独立国家也都用欧洲语言。
所以他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比我们发达。
二是东西方文化差别太大，没有较长时期的生活经验，难以理解。
进行教育的文化研究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与已有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起来的。
不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进行历史研究就要运用文献学方法，研究梳理该国家、该民族、该地区的有关文化历史资料。
文献研究要与田野研究结合起来，从文献研究中找到文化的源头和线索，用田野研究来验证文献中的真伪，起到互相补充、互相引证的作用。
历史遗承下来的文献大多是由史官记录下来的，有时与实际有很大出入。
因此，鲁迅曾经提倡研究历史还需看看野史和杂记。
因为正史往往是“官修”
或“钦定”
的，粉饰太多，不可信。
野史和杂记自然免不了有讹传，但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真实情况。
[25]即使现在的一些文献，也有与实际相出入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应该是最权威的，但那些统计数据也都是各国政府报上去的，里面难免有水分。
例如，1990年美国布什总统提出要“重建美国学校”
，要建1000所新学校。
1991年，我访问美国时，问那里的教授，新学校建得怎样了？他们说，那是政治家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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