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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是传承文化、创新知识和促进人的发展。
当然，这种认识并非一下子就能被所有人接受。
1980年，笔者曾经在中国教育学会和北京市高教局共同举办的高等学校干部暑期讲座上讲演，题目是“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
，提出“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
的观点。
这个观点直到1991年还有人撰文批判，当时提到教育要促进人的发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
，可见教育观念的转变并非易事。
但第一阶段在全国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冲破了思想的束缚，为后来教育科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的创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恢复，标志着我国教育科学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发展的轨道。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引进借鉴西方教育理论和经验的时期。
改革开放，犹如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五彩缤纷。
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教育大发展、大改革的年代，是世界教育进入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可惜当时我国正在闹“**”
，对世界教育发生的重大变革一无所知。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眼界才被打开，于是开始积极引进国外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最早引进的一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发表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该书提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引起社会变革，人类开始进入学习化社会，终身教育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需。
此书的观点开始并未被中国教育界所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才被人们认识和重视，并写进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
其实“终身教育”
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而且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必然。
为什么我们的认识比发达国家晚了30年？这是因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还处在小农经济时代，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经历大工业生产的变革，所以很难理解终身教育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生产技术的不断变革，才引起教育界对终身教育思想的重视。
在引进国外教育经验方面，比较教育工作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7年8月，教育部在北戴河召开外国教育座谈会，讨论开展外国教育研究工作，并制定了规划。
1978年7月5—15日，第一次全国外国教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界第一次召开的学术会议。
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出版了一批介绍外国教育经验的图书，比较重要的有《外国教育丛书》（35册）和《六国教育概况》、《二十国教育概况》、《今日美国教育》等。
1980年，经国务院方毅副总理批准，公开发行《外国教育动态》（后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杂志。
这一时期主要是介绍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6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改革发展的经验，同时引入各种教育思想。
在我国最流行的有4位学者的教育思想，即苏联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
思想，美国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和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
此外，还大量介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展心理理论。
在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内容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邓小平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
。
在当时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经邓小平批准，中央特拨10万美元，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课程和教材的现代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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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教育界开始独立走自己的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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