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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柏石曼和费佩德的描述相比，艾术华的文章在论述保俶塔演变史方面更为详尽，也更具有说服力。
因为当他于1931年来到杭州时，保俶塔已经破败不堪，外墙的剥落使得原本包裹在里面的旧塔**了出来，使他有机会观察到宝塔的内部结构。
凭借犀利的观察力、扎实的专业背景知识、确凿的证据和费佩德向他介绍的保俶塔历史传说和记载，艾术华对于该宝塔的发展演变史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独特观点。
这篇论文专业性很强，用了不少建筑学词汇，本文作者作为门外汉很难用汉语来准确表达。
所以下面仅撮要介绍该文提出的一些论点，进行初步的介绍。
按照费佩德在各种地方志中所收集并向艾术华提供的信息，关于保俶塔的起源有以下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宋代开宝年间（968—976）的吴越国地方官吴延爽要求一位名叫善导的和尚在宝石山上建一座九层舍利塔。
大约过了三十年，即宋代咸平年间（998—1003），另一位永保帅叔和尚在重修该宝塔时去掉了两层，使之变成了七层。
按照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一部地方志的说法，永保是一位苦行僧，人称帅叔。
因此，该宝塔开始被人称作保叔涌幢。
第二种说法是，吴越王钱弘俶奉召入京去面见宋太祖，在北宋的京师开封滞留未归，此地的老百姓为了保其平安，专门修建了这座宝塔，名曰保俶塔。
保俶塔外墙的剥落露出了包裹在里面的内塔（艾术华，1931年）
保俶塔外墙的剥落露出了包裹在里面的内塔（艾术华，1931年）
艾术华认为这两种说法为这座宝塔的最初建造提供了相同的日期，即它建于吴越王钱弘俶在位期间（952—978）。
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说法中提到了建塔三十年后的一次重修，而第二种说法没有提及重修，并认为宝塔的名称在初建时便已确定。
在仔细观察了这座宝塔所在之处的狭隘地形之后，艾术华大胆地提出，宋开宝年间所建的那座宝塔并非此地最早的建筑。
因为当时尚可肉眼观察的宝塔墩座可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部分：墩座的西部或西北部边缘是从岩石上直接凿出来的，手法粗犷，岩石上清晰可见尖利的凿痕，尤其是在墩座的表面部分。
在墩座的西北角，甚至还在岩石上雕凿出了三个通往墩座顶部的阶梯。
这些石阶和墩座西北面边缘的方向都表明，这儿本来有一个比现在的宝塔要小许多的建筑墩座，位于宝塔西面部分。
当时保俶塔的墩座高约65厘米，其东、南、北这三面都是用长方形的花岗岩石块垒起来的，这些用石块堆成的墩座与西面在岩石上直接凿出来的墩座在那三个阶梯的南部和北面的西角衔接在一起，使旧建筑的基座与宝塔的墩座合二为一。
在由这两点所限定的一个区域内和保俶塔的基础部分，显示出在墩座边缘内侧有一个略微凸起、高约8厘米的平台。
这个凸起平台的轮廓与旧墩座的边缘直线融为一体，形成一条不间断的曲线。
这表明那个旧墩座也是圆形的，上面留下了五个3-4厘米深、25厘米宽的不规则浅洞，以及第六个浅洞的痕迹。
它们沿着边缘的曲线展开，相互之间保持着基本相等的距离，其中有两个浅洞在艾术华所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旧墩座的表面是深褐色的，而那两个浅洞则呈白色。
宝塔西边的地面正好跟前述那三个石阶的底部持平，而在宝塔的东边从墩座下到地面却有两段石阶的距离，如上图所示。
下面的这段石阶是从岩石上雕凿出来的，并可继续通过另一段石阶或斜坡连接到旧墩台上去。
由于旧墩台的位置在宝塔的西面，所以就有必要对从东面通往宝塔墩座的阶梯重新进行调整，而且旧墩座也须增添用花岗岩条石构筑的平台部分。
在宝塔的南面还有一个直接从岩石上凿出来的长方形小水池，有汩汩的泉水从那儿不断地流出。
这无疑属于一个原先就安排好的建筑设计。
新扩展的宝塔墩座与该水池的北壁是齐平的。
保俶塔的塔身是呈八角形的砖砌结构，共分七层，上面还有一个用木结构基座支撑的铁铸塔顶。
宝塔第七层顶部有木制的天花板，而且还有粗原木从顶部穿出，以支撑塔顶。
为这些原木预留的洞在锥形的塔顶至今仍能够清楚地看到。
再上面就是带有五个铁圈的铸铁尖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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