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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二龙与三狮抢夺同一颗夜明珠等表示吉祥的典型中国民间传统图案；而在重修的牌坊上，我们再也看不到内涵如此丰富、形式如此多变的图案，取而代之的是相对比较单调的二龙戏珠和二麒麟戏珠的图案。
同样的情形也可见于牌坊的顶部装饰图案。
由于缺乏老照片作为客观比较和对照，重修的牌坊只能如鲁迅小说中九斤老太的口头禅那样，“一代不如一代”
了。
除了上述对于修复文物的参考价值之外，甘博的杭州老照片对于我们了解民国初年杭州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也有着珍贵的参考价值。
例如费佩德和甘博这两位好朋友对于杭州的一些景点具有共同的爱好，他们曾经在不同的年代拍摄过同一景点的照片，如果我们把这些照片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这期间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例如费佩德曾在《教务杂志》第45卷、1914年的10月号上撰写题为“对于道教地狱的研究”
的文章，（6）详细记述了杭州东岳庙内“阴曹地府”
的情况，并且附上了一组摄于1913年的照片，作为文章的插图。
甘博在六年后也来到了同一个地方拍摄了另一组照片。
从甘博1919年的照片来看，这座道观的香火依然旺盛，尽管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1913年时，黑白无常的头上是没有头发的；1919年的照片里无常的头上加了头发，左边那位无常帽子上原来的字“财见勿来”
改为“你来了”
。
在这六年期间，这个阎罗殿显然已经得到了修缮，原来“牛头”
身上已经破损的盔甲在1919年已经得到了修补。
1913年时，阴曹地府里的塑像较少，而且比较破旧，1919年时，已经增加了不少人物和厉鬼的塑像，而且整个地方都已经变得焕然一新，就连原来的血污池现在也改变了模样。
甘博不仅拍摄了阎罗殿内部的情景，而且也拍摄了它外部的模样，这就为我们研究这座杭州庙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甘博1917—1919杭州老照片中最重要的一组照片当数他在杭州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老街，即御街（俗称大街）上拍摄的一组表现街景和手工艺老作坊和店铺的照片。
这组照片反映出他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和一向关注民生、民俗的摄影师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艺术眼光，因为在清末民初，我们几乎找不到另一位摄影师曾经拍摄过同样内容的照片。
这也就是为什么杭州市政府在重修中山路这条“宋朝御街”
时深感老照片等图像资料匮乏，以至于准备于2009年9月30日正式开街的这个跟杭州市政府西湖申遗休戚相关的重大工程迄今仍留下了众多遗憾的关键所在。
从甘博所拍摄的这组御街老照片来看，清末民初的大街是杭州的商业中心，熙熙攘攘，店铺云集，其街景跟现在重修后的中山路的样子大相径庭。
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当时的街道十分狭窄，由于街道两边店铺的招牌和门面不断地蚕食街道，造成了用石板铺就的路面上最狭窄处就连两辆黄包车交会都有点困难。
其次，当时的御街是按照“坊”
来分段的，例如现在北起庆春路、南至鼓楼的中山中路这一段被划分为弻教坊、里仁坊、寿安坊、积善坊、三元坊、保佑坊、甘泽坊、太平坊、清河坊。
每个坊之间都筑有一座砖砌圆拱门的高墙，拱门上方刻有坊名，门下则装有木栅门。
每天深夜，木栅门会被关上，更夫则敲着梆子，在坊内来回巡逻，以确保社区的平安。
1928年，御街上开修马路，街道随之被拓宽，各坊之间的所有公墙均被拆毁。
如今重修的中山路不见了这些公用的坊墙，其标榜的“古色古香”
自然是大打折扣。
杭州灵隐的冷泉亭。
杭州灵隐的冷泉亭，因其历史悠久和跟众多的文人逸事相关，是人们争相拍摄的一个景点。
甘博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10月。
杭州福星观的道士。
福星观的道士们崇尚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每天清晨的卯时（5—7点），道士要诵读《功课经》的早课，此时正值东方日出，阳气上升，在玉皇山顶可以吸入清新的空气；傍晚的酉时（17—19点）还要念《功课经》的晚课，此时呼出浊气，既可消灾解厄，又有益于健康。
道士们还要每天练习气功和太极拳，以修身养性。
另外，琴棋书画也是道士们业余时间最常见的陶冶情操方式。
杭州灵隐回龙桥上的春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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