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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19世纪的意大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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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基茨
拿破仑时代
在描述19世纪初期意大利的小说《帕尔梅之夏》的开头，司汤达回忆起拿破仑军队1796年入侵伦巴第时所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虽然作家把入侵描述为两个命中注定的伙伴之间的欢乐耦合，映射出作家的意大利情怀，但他精明地捕捉到法国思想对意大利文化的浸染，巧妙而隐晦地嘲讽了想要融入拿破仑帝国的意大利人。
法国人掠走了相当数量的艺术作品，包括拉斐尔、提香和其他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重要画作，其中一些自此留在法国，但法国人对意大利各城市建筑风格产生的影响整体来说是有益的，在某些情况下，其美学意义至关重要。
例如，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虽然四座古老的青铜马在1797年作为战利品运往巴黎，但由朱塞佩·索利在1810年设计的教堂前广场拿破仑翼大楼的意义非凡。
翼大楼连接新旧行政大楼，取代拆除的圣吉米尼亚诺教堂，与整个圣马可广场的西式景观浑然一体。
在这一时期，新意大利王国的首都米兰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时任米兰总督的是拿破仑的继子欧仁·博阿尔内。
虽然18世纪晚期在奥地利统治下，米兰文化因其文学和新闻的开明传统而独树一帜，但不可避免地受到波拿巴审查制度和政府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的制约，总督的法庭并非没有它的复杂性，尤金本人也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意图重新布局中央城区。
但实际只执行了一小部分，诸如波拿巴广场，相邻的体育竞技场和白色大理石和平门，以及曾被耶稣会大学占据的布雷拉美术馆，增强了米兰的大都市韵味。
19世纪意大利文化生活的象征意义同样体现在米兰作为国家出版中心的发展中，直到今天，米兰依然保持意大利出版中心的位置。
总督府积极提供补贴，资助与帝国政府政策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出版物的印刷和发行，即便没有这些支持，米兰出版商仍是意大利作家的心之所向。
在拿破仑占领期间，意大利法国经济学委员会批量发行过去几个世纪意大利文学和历史著作，通过精选的主题和语言的纯粹，传播知识，推动托斯卡纳语的使用，形成对第一次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的有力补充。
托斯卡纳语作为意大利作家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继承者所用的语言，在接下来的20年里，在米兰文学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伦巴第首府迅速吸引了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年轻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他们的领袖是温森佐·蒙蒂。
蒙蒂尽管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但在艺术上颇具影响力。
蒙蒂是名副其实的两面派作家，早年在罗马，因歌颂1793年法国革命专员尼古拉斯·乌贡·德·巴斯维尔被一群暴民谋杀而出名。
1797年，他抵达米兰，赢得了新军事政府的欢心并吸引到拿破仑的注意。
三年后，他在马伦戈战役中以一首振奋人心的颂歌《为了意大利的解放》颂扬拿破仑的胜利。
1814年，蒙蒂接连失去多个官职，包括帕维亚大学教授、总督授予的桂冠诗人和历史学家等，转而讨好在米兰恢复统治的奥地利人，晚年恢复尊严，远离政治，致力于语言学研究。
蒙蒂的职业生涯颇具启发性，我们将其机会主义形象与另一位米兰当代诗人乌戈·福斯科洛永不妥协的生活形象进行对比，蒙蒂顿时黯然失色。
福斯科洛出身于威尼斯贵族家庭，跟随父亲长大。
他出生在洛尼安的扎金索斯岛上，母亲是希腊人。
这一双重身份在他那些支离破碎却又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窥见一二。
一个浪漫主义的原型，他在法国军队中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职业生涯，与伦巴第贵族妇女有诸多风流韵事，1815年逃到瑞士，晚年在英格兰过着长期贫困的流亡生活。
他无畏地接受蒙蒂刻意避免的道德挑战。
福斯科洛作为诗人被后人铭记，他的评论在伦敦文坛赢得赞赏，他的书信体小说《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也同样影响深远，甚至为他赢得国际声誉。
仰仗于诗作《墓地哀思》，他被列入现代意大利学校研究的作家之列。
1807年，也就是拿破仑“禁止教会埋葬或建造墓碑”
法令发布的第二年，该诗在布雷西亚出版。
正如《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中所写到的，正是这种毫不妥协的个人风格成就了作者的伟大。
不管福斯科洛本人看起来多么顽固好斗，他的艺术完整性使他成为意大利新一代作家的楷模。
福斯科洛没有完全抵制波拿巴独裁政权，而是保持适度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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