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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磨光的绝对要求是毁灭性的，因为它拒绝了比磨光更好的事物。
突然停止磨光，是人力可以轻松做到的，具有另一种毁灭性，而且程度同样严重。
二者都是在完美上犯的错误。
[116]为了大致说明这一主题，从我的私人日记中摘录的这一段有点用处。
它提到两幅在美术馆中碰巧对面放置的人物画；一幅是现代画，绘制了一位骑马检阅军队的（外国的）将军；另一幅是范戴克的作品，也是一幅骑马的人物画，是他家的一位先人，我这里简单的称为“武士：”
“首先，将军和马匹的一切穿戴都明显是做作的。
那天早晨不仅清理过，而且是昨天晚上才从服装店中匆匆送到家中的。
马勒、马鞍架、蓝色外套、相应的星星和花边，三角帽以及剑柄——这一切看起来都好像刚从波摩商业街的一家店铺买过来；外套刚刚被刷得干干净净是这幅画给人唤起的不可抑制的第一感觉。
马匹也是花了一早晨时间梳理的，从头到脚都闪着光。
“而武士穿着一副锈迹斑斑的盔甲。
明显也曾仔细磨光过，不少地方闪着光芒；然而无论怎样的打磨也摸不掉战争留下的光辉和黑色印记。
他骑着一匹灰马，没有光泽，是一种黑黑的、可怕的灰色。
它的鬃毛又深又软；前面有一点耷拉在额头上——其余部分像大块的金色波浪，长达六英尺，在脖子处奔流直下，然后是最温软明亮的激流，被风吹起盖在武士的盔甲上。
马鞍布呈暗红色，浅浅退却为皮革样的棕色，闪着暗金色的光芒。
注视了范戴克坐骑柔软的鬃毛一会儿以后，我们转而去看将军的坐骑，那匹马明显粗糙的鬃毛让我们震惊，实际上它一绺绺下垂在马鞍上，僵硬、粗糙、尖尖的、色彩也粗俗不堪（一种浅黄色）；长着这样的鬃毛，无论怎样精心描绘它的鼻子或脖子都无法使它具有高贵性；它就像一只旋转木马，上面粘着拖绳，已经被捣蛋的孩子们拉出或割去了一半。
再一点区别是范戴克的人物是独立的，相比之下，现代画家试图通过压制其它事物来赋予它高贵性。
武士似乎正准备从城堡大门中跃出；他的坐骑在他经过门柱时立了起来；后面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
然而将军正在检阅一个团的士兵；少尉挥舞旗帜向他致敬；他脱下帽子还礼。
所有这一切检阅和鞠躬本质上都是不高尚的，完全不适合入画：就像画一个绅士给某人留一个名片一样。
其次，为了提升这位将军的地位，现代画家把军队放在后面较远的地方的阴影中，结果那些士兵看起来只有大约五英尺高，而且为了表现他们的顺从，绘制也很粗糙。
我们不知道是最应该鄙夷画家软弱，竟求助于这样的技巧，还是鄙夷他沉溺于此的庸俗性。
它的低俗不仅在于它的求新，而且在于再不能守旧。
如果我们想了解现代服饰的丑陋，没有比把眼光从一位骑手转到另一个骑手看得更清楚的了。
武士穿着钢板盔甲，到处镶着金条；精美、丰富、尖尖的饰带垂落在饰以浮饰的胸牌上；他黑色的头发飘扬在他的肩头；深红色的丝绸头巾扎在腰间，飘扬在身后；软皮长靴，在脚背处打着深深的皱褶，安放在银灰色的马镫中。
将军则留着短发；穿着蓝色外套，打着垫肩、纽扣整齐；蓝底红条纹的裤子；闪光的黑皮靴；普通的马鞍商生产的马镫；手里拿着三角帽，暗示着做作的、荒谬的完美。
“最后，这幅现代绘画的绘制和构思一样糟糕；人们在看完它以后，再看范戴克的绘画，就会特别认识这一事实，好的作品总是创作者欣赏的作品。
范戴克的画笔的每一次挥动似乎都让他欢喜——不是粗野的，而是微妙的——品尝着每一笔的色彩，就像美食家品酒一样。
然而另一个人不停地涂抹、涂抹、再涂抹，就像泥瓦匠在抹泥灰一样——而且，无论是手法还是精神都不如泥瓦匠轻松——自负地把自己的画布涂得乌黑，一心想着用自己粗糙的、做作的、呆板的、无知的作品吸引公众的注意。
这就是我的日记。
万一有人发现这种幅画藏在什么地方，请注意说这幅画庸俗性完全是本人的责任。
它丝毫没有暗示将军的庸俗性（除了这些画的品味外）。
同一位画家也可能画出同样庸俗的巴亚德的肖像。
至于画中的品味，也不是这幅将军图独有的。
我过去常常逗留在范戴克的画前；在所有去美术馆的参观者中（人数众多），我从没有看到谁看它两眼，大家都带着敬意站在穿垫肩外套的将军图前。
读者可以进一步在埃默生的散文中发现有关崇高性和庸俗性这一主题的许多有趣的、和非常有价值的注释，可以在柯奈姆·迪格比爵士的《宽阔的荣誉碑》中发现各个阶段的高贵性的例证。
我所得到的最好的帮助——就帮助是依赖别人对作品的同情或赞扬而言，经过这么多年后，这种东西只有到无情的、低俗的洪流中去找——是这位第一次教我热爱高贵性的作者给我的，在他的《孩子们的凉亭》一书中经常提到我本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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