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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格雷夫指出：“鉴于溢价和隐性合约，一个不诚实的代理商可以通过欺骗获得短期收益，而诚实的代理商将通过获得奖金而获得长期收益。
如果人们都知道长期收益不会少于短期收益，代理人就会去争取一个诚实代理商的声誉。
代理商不能通过欺骗来增加其终身效力。
商人将提供给代理商一个最佳的溢价价值所在——最低成本费用的长期收益不小于短期收益。”
换句话说，给成功商人带来优势的关系是建立在社区信任之上，而不是政府参与的信任。
没有政府或法律支持，远在eBay可以用数字机制创建类似解决方案的今天之前，地中海商人针对一个跨越地理界线和文化界限（包括地区强制执行）的重要的信用问题找到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的确，正如格雷夫所观察到的，那时贸易的历史记录了一些腐败案件。
在很多方面，该中世纪交易社区的故事对21世纪的分享经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在跨越地理和文化界限的市场中建立起信用规定。
在中世纪，商人们利用两个因素建立信任：
（1）信任是通过建立一个声誉很重要的环境，有腐败之名的海外代理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无法获益。
（2）通过创建将声誉与经济利益相连的有共同利益的社区来建立信任。
采用共同的用人和处罚规定的商家联盟的形成，意味着腐败的海外代理商会面临更多的损失。
经济体制和品牌信任
在大致知道马格里比商人的故事后，自然会有一些问题：自中世纪以来我们进化出其他交易的调节方式了吗，以及，这些调节方式在分享经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下面我将主要叙述一些我认为与之相关且关键的观察结果。
人们之间很大部分互动行为的组织构成是受制于我们自己的制度设计，我们将这些约束称为“体制”
。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orth）指出，一部分是正式的约束，比如规则、法律以及宪法；而另一部分是非正式的约束，比如行为规范。
总的来说，就是它们构成了诺斯所说的社会的“游戏规则”
。
在今天大多数现代经济体中，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产权（源于英国普通法）就是这种“体制”
的一个例子。
“体制”
似乎理所当然地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其中的联系，如果你要对比最近的观点，我建议你可以关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的书，以及纽约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彼得·布莱尔·亨利[PeterBlairHenry]的书。
）一般来说，这些“游戏规则”
的权力非常大，因为它们可以显著地扩大贸易规模。
在产权的某些特定情况下，诺斯和他的同事巴里·温格斯特（BarryWeingast）注意到：“主权越有能力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改变产权，预期投资回报和投资激励就会越低。”
同样，银行的出现释放了陌生人之间的经济交易市场，而现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已经不需要分享任何促进信任的社会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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